那时天津开了个北洋大学堂，有人荐康伯去做总教习，康怕虽然学问过人，却不晓得学堂中的利害，冒冒失失应了聘。说不得坐了轮船，先到上海，会着几位当道的旧交，吃过几次番菜，谈了许多忧国的话头，那些名公十分佩服。然后康伯向书坊铺里购齐各种新出的书，回到寓中，抱起佛脚来。打开一本，是卢梭《民约论》，仔细看去，十成倒有九成不懂。再看什么赫胥黎的《天演论》，倒觉有些意思，暗道：这书还有点文章气味，只是说的什么道理，真正破天荒，又误人禅家宗旨，确系圣道中的蟊贼，这些书那里好教学生。我打定主意，叫他们读四书五经便了。当晚翻阅过几本书，都是一派议论，不觉心中动气，把那些书束成一捆，再也不去看他的了。踱到二马路，有一爿千顷堂书坊，康伯见插架的，都是木板书，不由的走进去看看，一眼望见标签上写着《元史译文证补》，心中大喜道：“我正要觅这部书，遍买不着。谁知此处却有。”当即向店伙争论再三，出三块钱买了回去，就便打开看去，觉得字字打入心坎里，自言自语道：“这样考证精确，真不愧著作家。”正在得意时，外面送进请客条子。原来是招商局的孙总办请在一品香。康伯放下书，整衣前往，彼此酬醉一番，各自散去。
康伯耽搁两日，也就坐了新裕轮船北上。到馆后会见总办汪兰室，商议中文课程。一时聚了许多中文教习，公同商定，康伯就痛说学生看新书之病，汪总办虽然出过洋，要算一位开通的翰林，然而在官场阅历久了，再不敢创什么新议论，听了康伯的话，很以为然。当下就定学生的功课，叫他们刚日读经，柔日读史，随便开了几部书，却把《四库全书提要》上的书目，搬出一小半来。汪总办看了一遍，觉得那些书，都是几百卷的煌煌大书，学生如何置办得未，只为他是大名鼎鼎的，不好驳回，随嘴恭惟道：“好极好极，足见韩先生学问渊博。”康伯得惹已极，掀开两撇蟹箝胡子笑道：“兄弟于这些书，总算涉历过一番，如今那些少年，只怕一部都没有见过。唉！将来中学恐怕要失传了。”汪总办也附和他慨叹一回。内中有个教习不知分量，取过功课单，仔细看了一遍，不禁开言道：“先生定的功课，自然是高等程度，只是这学堂卒业，乃是六年，这六年中二百四十个礼拜，每礼拜三十六个钟头，倒要去掉一大半西文、算学、化学、格致等类功课，所存十几个钟头，那里有工夫读这些整套大部的书呢？先生这功课，还该斟酌改定才是。”康伯听他说得突兀，不觉勃然大怒，然而对着总办，不好意思发泄，只得勉强答道：“兄弟这课程，原是草定的，正要烦各位斟酌，况且学生程度不一，自然有几位好的，可以看大部的书；程度不及的，尽有程度浅近的本子在内。”那教习冷笑一声，不欢而散。康伯暗思他们瞧不起我，倒要拿点本事出来给他们看看。
原来这学堂开办多年，经从前儿位名公，着实研究过几次，学生很有些开通的在里面，即如中文一道，也颇有人讲求，他们附以西学哲理，能说人家说不出的话。教习是有几位师范生出身的，都能沆瀣一气。偏偏遇着这韩总教，定的功课，全系外行，大家目为怪物，背后议论纷纷，康伯全然不知。一天正逢月终察课，康伯出的题目是《元史译文证补》书后，有几位高等学生，不消说是难不倒他们的，几位工夫差些，却做得不出色。教习把卷子批好，送给他过目，趁便说道：“这部书学堂里不多，只有一部，大家不能遍读，所以文章减色。”康伯吃惊道：“学堂里居然有这部书么？”当时自觉失言，红涨满脸，教习去后，康伯把那卷子打开，果然有几本很能说出书中的紧要关目，而且还附益原书所本无，自此不敢看轻学生。但是康伯有一种脾气，最喜轻易下笔，那卷子既经教习批了，他定要再加一重批，本来八股的工夫最深，那方块字的批语不知不觉奔赴腕下，这倒不必说了。有天教习送到六班生的课卷，他把来细细推敲，学生文中用了一句《史记》成句，教习单圈过去，他老先生觉得这句文章平仄失调，读下去不甚顺口，用笔打了个点子，加了眉批，说他不妥。卷子发下，那学生不服，拿了卷子，闯进他卧室里道：“学生这句是用的《史记》，有什么不妥？请先生指教。”康伯不信道：“《史记》上那有这句书。”那学生最妙不过，袖统管里，伸出一本《史记菁华录》来，指着那句道：“先生请看有没有？”康伯登时面皮失色，要想发作，原是自己不是，怕声名闹出去，纸老虎便戳穿了，只得忍气吞声，反和那学生作揖谢罪道：“是我健忘，吾兄不要动气，千万不要告诉人，我下次留心看你的文章便了。”原来学生是服软不服硬的，听他这般说得圆和，倒也罢了。常言道：“天下的坏事，只怕不做，不怕不破。”康伯这个小过节，不知如何，被总办知道了，不免说了几句俏皮话。自思这里不可久居，我莫如托故还家，给他一个半途而废。想定主意，便修好一封信，只说家中有事，要回去走一趟，耽搁一个月再来。总办知他没趣而去，只得听他。
康伯惬旗息鼓，回到通州，就有许多维新朋友，听说他是到过北洋大学堂的，新学一定高明，一起一起的来请教他。康伯实在说不出什么道理，还亏在学生卷子里见过些新名词，胡诌起来勉强应付几句。自思如今世界，不是守旧能过日子的了，若不学些本事，只怕要填沟壑。但是本事从何处学去？旧的朋友，和我一般，还不如我。新的少年，又不认得一人，及至见面，他们直一直身体，垂下两手，像是敬重我的意思，不消转背，便要腹诽。我见了他们，也犯不着低着身分去俯就他，那种隔膜的光景，很觉难过。左思右想，没得主见。正在踌躇，可巧他姊姊归宁，携着外甥来了。康伯晓得外甥已有十七岁，问他读书如何？姊姊道：“不要说起，你这外甥，是他老子不好，送到什么通材学堂，读了三年外国书，每到家中，便讲什么平权革命。”康伯听了，触起前文，暗道：平权革命的字眼，我也见北洋学生文章上用过。那革命呢？《易经》上说的“汤武革命”料想不是什么好字眼，只这平权的实义，我还不懂。有了主意，我今天留他在书房里同睡，盘问盘问他也就知其大概了。最可怪的是儿子进了学堂，连母亲嘴里也会说出新名词来。《墨子》上说得好：“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我这姊姊被儿子染新了，只怕我也要给外甥染染才好哩。当晚沽酒买菜，请他母子吃饭，就叫家人在书房里设下一榻。到得临睡时，舅甥二人谈论新理，康伯再也不敢自大，把平时所见的新名词新理论，一二请教外甥。他外甥果然不惮烦言，逐条指点，被母舅考问到极处，发狠说道：“舅舅你老人家，要知这些道理，总须多看译书和那些旬报，单靠采访是不兴的。”一语提醒了康伯道：“我有一束书，报不愿意看他的，难道都有些精理在内，待明天把来覆阅覆阅，看是如何？”一宿无话。
次早康伯打开书箱，把从前在上海买的那些新书，解开了束，一本一本的取出来细阅。这回不比上次，不肯浮光掠影的滑过去了，看到一个月下来，果然长了许多见识，渐渐觉得中国圣贤书上说的道理，还有未尽圆通处，不由人不佩服。后来又请教他外甥，读东文的法子。他外甥荐了一位东洋先生，每天来教一点钟东文，半年以后，东文也有长进，想出洋游学一番，以雪北洋之耻。从胡翰林处借到盘费一千银子，趁着机会，自费游学东洋。同伴是通材学堂里孙威如君、严铁若君，三人坐了松山丸轮船，出吴淞口，望长崎进发，说不尽一路的山水景致，崭秀雄奇。
三人舟中畅谈，孙、严二君意见，却与康伯不同。孙、严是专主铁血之说，康伯以为诸佛众生，一切平等，可以化人争竞的心。威如道：“没有相抵的力，那能平等？所以贵自强，两强相遇，适得其平，然后可言平等。”康伯又言：“君臣一伦，终不可废，外国立宪政体，也一般看重君主。”铁若道：“君主是公仆，替人民办事的，凡一国必有国民，国民是一国的主人翁。没有国民，便不算有国。共和立宪国，都有国民，他的义务，不惜牺牲一身为国家尽命，总不肯叫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团体破坏，所以遇着公利公益，拼性命赶去。那公利公益于自己有何好处？殊不知人人营干起来，便是个人的大利大益，破除人己之见才能合群，才能强国，至于打仗，乃是天然应尽的义务，必须人人有军国民的资格，为什么呢？大害大损是公利公益的反对，国中没有军国民，伤于文弱，一切交涉上竞争不过人，必至大害大损，公利公益何在？共和立宪国的军国民，无非并存一保护公利公益的主见，打起仗来，不顾血飞肉薄，也是看得个人轻公家重的原故。专制国不然，大家觉得这个国家是皇帝有的，就如他的私产一般，我们不过借住他的土地，吃他的饭，用了他的钱，不能不替他出点力，打仗也犯不着致死，做官也犯不着清廉。人都如此存心，分明是个散局，还指望存什么种？保什么国？你要不信，请看万国历史，那个专制国能久立于地球。即使一二国仅存，也如一丝游魂，随风飘荡而已。所以小弟的意思，先要造就国民，再议立宪，不要怕民造反，到那程度，要强他做乱民，害
公众的安宁，他也不肯的了。沾沾谈君臣一伦，还是迂儒之见。”正在说得高兴，只见窗子面前，一阵乌黑，船便簸荡起来。三人急出舱面看时，外面好好的日光，只船顶上像有一朵黑云盖住，船上人齐声道是怪事，两个东洋人拿起手枪向空打去，忽然狂风怒号，白浪掀天，那黑云飞过去了，半空中隐隐有哭声，随着黑云向东而去。正是：
公忠慢说人间少，险难须知海上多。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