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百家 > 诸子百家 > 韩非子
韩非子

韩非子

韩非
13.40万 字 总点击 8332 推荐票 651

韩非子是战国时期思想家、法家韩非的著作总集。《韩非子》 是在韩非子逝世后,后人辑集而成的。据《汉书·艺文志》著录《韩非子》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十卷,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阮孝绪《七录》(或以为刘向《七录》)也说“《韩非子》二十卷。”篇数、卷数皆与今本相符,可见今本并无残缺。著作中许多当时的民间传说和寓言故事也成为成语典故的出处。

书友评论
韩非子是战国时期思想家、法家韩非的著作总集。《韩非子》 是在韩非子逝世后,后人辑集而成的。据《汉书·艺文志》著录《韩非子》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十卷,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阮孝绪《七录》(或以为刘向《七录》)也说“《韩非子》二十卷。”篇数、卷数皆与今本相符,可见今本并无残缺。著作中许多当时的民间传说和寓言故事也成为成语典故的出处。
最新章节 :   制分第五十五 更新时间 : 2021-10-28 13:08

作者作品
同类推荐
  • 家范

    作者 : 司马光

    般人只知道司马光有一部治国的书叫《资治通鉴》,却很少有人知道司马光还有一部齐家的书叫《家范》。《家范》并不是仅仅讲如何治家的问题,司马光在《家范》卷首引用《大学》里的一段话,来阐明他写《家范》的目的:“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司马光自己也说:“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古人把齐家和治国看得同等重要,甚至认为齐家是本,治国是末,“本乱而末治”是不可能的。家都管不好,子弟都教育不好,怎么能出来教育别人呢?所以,司马光是把齐家提到治国的高度,来写《家范》的。所谓“圣人正家以正天下者也”。

  • 疑狱集

    作者 : 和凝

    《疑狱集》是五代后晋和凝、和蒙(㠓)父子编著的法学著作,共4卷 ,辑录了汉至五代的情节复杂 、争讼难决而最后获得了正确处理的案件,包括御史奏状、李崇还儿、丙吉辨影、黄霸戮乱、严遵壁听、赵和籍产、若水留狱、敏中密访等100例 。书前有蠓序,及至正十六年杜震序。陈振孙《书录解题》称,《疑狱》三卷,第一卷为凝:队后二卷为蠓书。今本四卷,疑后人所分也。《补疑狱集》六卷,明张景所增。景,号西墅,汝阳(安徽阜阳)人。嘉靖进士,官监察御史。自此,共一百八十二条,所汜皆平反冤狱,抉摘奸佞之事,俾司宪者触类旁通,以资启发,虽事实人情万变,但不可限于成法、常规,而须推寻故迹?举一反三。然内容庞杂,体例欠佳,多有讹误。

  • 纪效新书

    作者 : 戚继光

    《纪效新书》是明代戚继光创作的军事著作,属于戚继光在东南沿海平倭战争期间练兵和治军经验的总结。《纪效新书》原本十八卷,卷首一卷。具体篇目如下:卷首包括“任临观请创立兵营公移”、“新任台金严请任事公移”、“纪效或问”三篇。正文分:束伍篇第一、操令篇第二、阵令篇第三、谕兵篇第四、法禁篇第五、比较篇第六、行营篇第七、操练篇第八、出征篇第九、长兵篇第十、牌筅篇第十一、短兵篇第十二、射法篇第十三、拳经篇第十四、诸器篇第十五、旌旗篇第十六、守哨篇第十七、水兵篇第十八,共十八篇十八卷。

  • 孙子集注

    作者 : 佚名

    明代华阴《道藏》本《孙子集注》的后传。嘉靖乙卯年(1555)刊刻。13卷。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著录,称此书“即《宋志》所称《十家注》”。卷首有谈氏序。1936年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谈恺刻并序。前有《〈孙子集注〉序》,末署“嘉靖乙卯春正月穀日锡山谈恺书虔台之思归轩”。嘉靖乙卯即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穀旦”,义为“良辰”。经校查,这是依南宋《十一家注孙子》的翻刻本。书中凡引曹操注直称“曹操曰”,与南宋《十一家注孙子》同,而与孙星衍校《孙子十家注》所依据的底本华阴道藏本不同,其引曹操注一律称“曹公曰”。款式与南宋《十一家注孙子》不同,宋人刻书习惯是在原文行内加注(双行小字),此《孙子集注》则是原文占一行,注文另起一行,低原文一格,用与原文大小一样的字,依序排列注文。此刻本对于校勘《孙子》有重要的价值(唯《行军篇》有若干错乱)。

  • 商子

    作者 : 商鞅

    《商子》五卷,旧本题秦商鞅撰。鞅事迹具《史记》。鞅封於商,号商君,故《汉志》称《商君》二十九篇,《三国志·先主传注》,亦称《商君书》。其称《商子》,则自《隋志》始也。陈振孙《书录解题》云,《汉志》二十九篇,今二十八篇,已亡其一。晁公武《读书志》则云,本二十九篇,今亡者三篇。《读书志》成於绍兴二十一年,既云已阙三篇。《书录解题》成於宋末,乃反较晁本多二篇。殆两家所录,各据所见之本,故多寡不同欤。此本自更法至定分,目凡二十有六,似即晁氏之本。然其中第十六篇、第二十一篇又皆有录无书,则并非宋本之旧矣。《史记》称读鞅开塞书,在今本为第七篇,文义甚明。司马贞作《索隐》,乃妄为之解,为晁公武所讥。知其书唐代不甚行,故贞不及睹。又《文献通考》引周氏《涉笔》,以为鞅书多附会後事,疑取他词,非本所论著。然周氏特据文臆断,未能确证其非。今考《史记》,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鞅欲反,惠王乃车裂鞅以徇。则孝公卒後,鞅即逃死不暇,安得著书?如为平日所著,则必在孝公之世,又安得开卷第一篇即称孝公之谥?殆法家者流掇鞅馀论,以成是编,犹管子卒於齐桓公前,而书中屡称桓公耳。诸子之书,如是者多。既不得撰者之主名,则亦姑从其旧,仍题所托之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