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杜二笺（下）
（收京）
仙仗离丹极，妖星照玉除。须为下殿走，不可好楼居。
屈汾阳驾，聊飞燕将书。依然七庙略，更与万方初。
此诗盖深惜玄宗西幸，不意有灵武之事，遂失大柄，而婉词以伤之也。“须为下殿走，不可好楼居。”言玄宗之西巡避难，出于不得已，而非有失国之罪，致其子之代立也。“（屈汾阳驾”，言西幸之为出，不应遂然丧其天下也。“聊飞燕将书”，言禄山使哥舒招诸将，而诸将不从，知禄山之无能为也。“依然七庙略，更与万方初”，言玄宗当归奉七庙，与万方更始。肃宗乃汲汲御丹凤楼下制册称上皇，玄宗自此绝临御之望矣。故次章有忽闻沾洒之痛焉。
汗马收宫阙，春城铲贼壕。赏应歌《大杜》，归及荐樱桃。
杂虏横戈数，功臣甲第高。万方频送喜，无乃圣躬劳？
玄宗以至德二载十二月至自蜀郡，公望其复登大位，奉事七庙。而肃宗不循子道，明年亲享太庙，玄宗退居兴庆宫久矣。故曰“归及荐樱桃”，盖伤之也。是时加封元从功臣，皆不出于上皇，故曰“赏应歌《大杜》”，亦微词也。“甲第”论功，“万方”送喜，此收京之盛事，岂知公独有一人向隅之感乎？杨盈川曰：“匈奴未灭，甲第何高？”此语于功臣亦有讽也。
（咏怀古迹）伯仲之间见伊吕，指麾若定失萧曹。
张辅《乐葛优劣论》：孔明包文武之德，文以宁内，武以折冲。殆将与伊、吕争俦，岂徒乐毅为伍哉！崔浩与毛循之论曰：“亮之相刘备，当九州鼎沸之会，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守穷崎岖之地，僭号边夷之间，此策之下者，可与赵佗为偶，而以为萧、曹亚匹，不亦过乎？”谓寿贬亮，非为失实。此诗二语，括张、崔二氏之论而折衷之，所以伸辅之公言，而抑浩之党陈寿也。公诗每希风孔明，其托寄远矣。
（自平）
自平宫中吕太一，收珠南海千余日。近供生犀翡翠稀，复恐征戍干戈密。
蛮溪豪族小动摇，世封刺史非时朝。蓬莱殿前诸主将，才如伏波不得骄。
此诗言唐盛时处置蛮夷之法，而戒中官之生事也。太宗时，溪洞蛮夷来归顺者，皆授以刺史，不以时朝，比于内诸侯，姑务羁縻而已。“蛮夷豪族小动摇”，言其小小蠢动，朝廷置之不问也。“世封刺史非时朝”，不责以时朝岁贡之礼也。如此则蛮夷率俾，虽有伏波之将，不得生事于外夷也。“蓬莱殿前诸主将”，指中官掌禁军者而言。是时宦官吕太一大掠广州，以收珠阻乱。《诸将》诗云：“南海明珠久寂寥。”亦谓此也。
（狂夫）
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
《北山移文》李善注，引梁简文帝《草堂传》曰：汝南周，昔经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怀，乃于钟山雷次宗学馆立寺，因名草堂，亦号山茨，所谓草堂之灵也。李德裕《益州五长史真记》曰：益州草堂寺列画前史一十四人。注引《成都记》云：在府西七里，去浣花亭三里，草堂寺自梁有之，故德裕记又云：精舍甚古，貌像将倾。甫卜居浣花里，近草堂寺，因名草堂。志云：寺枕浣花溪，接杜工部旧居草堂，俗呼为草堂寺。此大误也。本传云：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卜居》诗：“浣花流水水西头。”《狂夫》诗：“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堂成》云：“背郭堂成荫白茅。”《西郊》诗：“时出碧鸡坊，西郊向草堂。”《怀锦水居止》诗：“万里桥南宅，百花潭北庄。”然则草堂背成都郭，在西郊碧鸡坊外，万里桥南，百花潭北，浣花水西，历历可考。陆放翁云：“少陵有二草堂，一在万里桥西，一在浣花。”万里桥踪迹不可见，放翁在蜀久，无容有误。然少陵在成都，实无二草堂也。
（杜鹃）
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
《东坡外集》载《辨王谊伯论杜鹃》云：子美盖讥当时之刺史，有不禽鸟若也。严武在蜀，虽横敛刻薄，而实资中原，是“西川有杜鹃”。其不虔王命，擅军旅，绝贡赋以自固，如杜克逊在梓州，是“东川无杜鹃耳”。涪、万、云安刺史，微不可考。其尊君者为有，怀贰者为无，不在夫杜鹃真有无也。案杜克逊事，《新旧》两书俱无可考。严武在东川之后，节制东川者，李奂、张献诚也。其以梓州反者，段子璋也。梓州刺史见杜集者，有李梓州、杨梓州、章梓州，未闻有杜也。既曰讥当时刺史，不应以严武并列也。逆节之臣，前有段子璋，后有崔旰、杨子琳，不当舍之而刺涪、万之刺史微不可考者也。所谓杜克逊者，既不见史传，则亦子虚亡是之流，出后人伪撰耳，其文义舛错鄙倍，必非东坡之言。世所传《志林》诸书，多出妄庸人假托，如伪苏注之类，而无识者误编之集中也。黄鹤本载旧本题注云：上皇幸蜀还，肃宗用李辅国谋，迁之西内，上皇悒悒而崩。此诗感是而作。详味此诗，仍以旧注为是。
（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
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
鲍钦止注引《传灯录》云：北宗神秀禅师，其门人普寂立其师为六祖，而自称七祖。李华《大德云禅师碑》：自菩提达摩降及大禅师，七叶相承，谓之七祖。心法传示，为最上乘。又《中岳越禅师记》：摩诃达摩七叶至大禅师。按《旧书》神秀弟子普寂，号大禅师，则所谓七祖者大也。而此诗之意不然。自南北分宗，荷泽会序宗派，从如来下西域震旦凡六祖。房作《六叶图序》，于是曹溪之禅法大行。北宗门人，遂立其师为六祖，以攘曹溪之统。大以中宗制统神秀法众，都城传教，二十余年。如卢奕者，咸附寂以排会，故有七祖之称，而识者或未之许也。公盖与房次律辈咸归心于南宗者，故曰“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身之所许者如此，心之所求者如此，其归心于曹溪可知矣。大鉴之门，付嘱最亲，称孔门之颜子者，无如荷泽。法嗣最广，称曹溪之冢子者，无如南岳，皆不称七祖。曹溪之后，南岳、青原，是分五家，斥荷泽为知解宗徒，亦不称七祖。独孤及《三祖碑》云：能公退老于曹溪，其嗣无闻。秀公传普寂，门徒万，升堂者六十三。盖大鉴之后，衣止不传，亦不立七祖，其师门之规矩如此，所以息斗诤于北宗，定师传于五叶也。故曰“门求七祖禅”，又曰余亦师粲、可。公之为法门眼目者微矣。
（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
四登会府地，三掌华阳兵。
按：《旧书严武传》：武初以御史中丞出为绵州刺史，迁东川节度使，再拜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剑南节度使，三迁黄门侍郎，拜成都尹，充剑南节度等使。杜诗所谓三掌华阳兵，主恩前后三持节者是也。惟史于武传不记其迁拜出镇之岁月，而两川之分合，《新》《旧》书志、表与诸书互异，莫能归一。余详考之，两川之分也，《旧书地理志》云：至德二载十月，玄宗驾回西京，改蜀郡为都府，长史为尹，又分剑南西川、东川各置节度使。《新书方镇表》亦同。而《唐会要》则云：上元元年二月，分为两川。《会要》误也。先是称剑南节度，至是更号西川节度兼成都尹。乾元二年，以裴冕为之令。两川分于上元，则裴冕何得先兼成都尹乎？武传载上皇诰合剑两川为一道。余谓合两川非上皇诰，而分两川乃上皇诰。盖西内之后，上皇之诰不行久矣。此史误也。《图经》云：至德二载，明皇幸蜀，始分剑南为东西二川，西川治益州，东川治梓州。此其证也。武以乾元元年六月贬州刺史，未久而节度东川。上元二年，段子璋反，东川节度使李奂败奔成都。武自东川入朝，当在奂前。然则武之初镇，盖在乾元、上元之间也。两川之合也，《旧书》志以为广德元年，《新书》表以为广德二年，《唐会要》则以广德二年正月八日。盖皆在武三镇之时。《旧书》武传云：上皇诰以剑两川合为一道，拜武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剑南节度使。则合两川在武再镇之日。余谓《旧书》武传是，而志表诸书皆非也。案《高传》：剑南自玄宗还京后，于绵、益二州各置一节度。因出西山《三城置戍论》之疏奏，不纳。后绵州副使段子璋反，崔光远不能戢军，以代光远为成都尹、剑南西川使。以传考之。论罢西川节度，乃在子璋未反之前。及子璋反，李奂败，而光远不能兼制东川，故朝廷用前论，合两川为一而罢东川也。光远之罢也，武实代之。武召入，以代。失西山三州，又以武代。实代武，而武又代，谓代光远者误也。赵《玉垒记》曰：上元二年，东剑段子璋反，李奂走成都，崔光远命花惊定平之，纵兵剽掠士女，至断腕取金，监军按其罪。冬十月恚死。其月，廷命严武。此武代光远之证。宝应元年，杜有《严中丞见过》诗曰：“川合东西瞻使节。”系曰：自东川除西川，敕令两川都节制。此武再镇时合两川之证也。李奂虽重有节度，亦不能久于东川，何自奂后直至张献诚，无一人除东川者乎？故曰《旧书》武传是而他皆非也。若大历初复分两川，《旧书》云：在崔宁镇蜀之后。而《方镇表》以为元年。《会要》及卢求《成都记序》以为二年正月。按元年杜鸿渐表张献诚以山南西道兼领东川，至二年而始定。此又当以《旧书》《会要》为是也。《旧书》既失之不详，多所抵牾，而《通鉴》则尤为舂驳，武之初镇，《通鉴》既失载，而再镇则载于宝应元年六月，是年四月，召武入朝二圣山陵，为修道使。却云六月出镇，七月徐知道反，以守剑阁，武九月尚未出巴。故杜有何路出巴山之句。而云知道守要害拒武，武不得进。何背缪之甚也？胡三省泥于《通鉴》，乃云武只再镇剑南。《唐书》盖因杜诗，致有此误。则纰缪更不可言矣。谨书之以俟博闻者。
（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乞归优诏许，遇我宿心亲。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
鲁、黄鹤辈叙《杜诗年谱》，并云开元二十五年后客游齐、赵，从李白、高适过汴州，登吹台，而引《壮游》《昔游》《遣怀》三诗为证。余考之非也。以杜集考之，《赠李十二》诗云：“乞归优诏许，遇我宿心亲。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则李之遇杜，在天宝三年乞归之后，然后同为梁园、泗水之游也。东都《赠李》诗云：“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李阳冰《草堂集序》云：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赐金归之。遂就从祖陈留采访大使彦允，请北海高天师授道于齐州紫极宫。曾巩序云：白，蜀郡人，初隐岷山，出居湖、汉之间，南游江、淮，至楚，留云梦者三年，去之齐、鲁，居徂来山竹溪，入吴。至长安，明皇召见，以为翰林供奉。顷之，不合去。北抵赵、魏、燕、晋，西陟、岐，历商于至洛阳，游梁最久。复之齐、鲁，南浮淮、泗，再入吴，转涉金陵，上秋浦，抵浔阳。记白游梁、宋、齐、鲁在罢翰林之后，并与杜诗合。《鲁城北同寻范十隐居》诗：“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亦李去官后作也。《遣怀》云：“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昔游》云：“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壮游》则云：“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苏侯据鞍喜，忽如携葛强。”在齐、赵则云苏侯，在梁、宋则云高、李，其朋游固区以别矣。苏侯注云：监门胄曹苏预，即源明也。开元中，源明客居徐、兖，天宝初举进士，诗独举苏侯，知杜之游齐、赵在开元时，而高、李不与也。以李集考之，《书情》则曰：“一朝去京国，十载游梁园。”《梁园吟》则曰：“我浮黄云去京关，挂席欲进波连山。天长水阔厌远涉，访古始及平台间。”此去官后游梁、宋之证，与杜诗合也。《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则云：“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屈平憔悴滞江潭，亭伯流离放辽海。”《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则曰：“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言石门路，重有金樽开？”此知李游单父后，于鲁郡石门与杜别也。单父至兖州二百七十里，盖公辈游梁、宋后，复至鲁郡，始言别也。以高集考之，《东征赋》曰：“岁在甲申，秋穷季月。高子游梁既久，方楚以超忽。望君门之悠哉，微先容以效拙。姑不隐而不仕，宜其漂沦而播越。”甲申为天宝三载，盖解封丘尉之后，仍游梁、宋，亦即李去翰林之年也。《登子贱琴堂赋诗序》曰：“甲申岁，登《子贱琴堂》。”即杜诗所谓晚登单父台也。以其时考之，天宝三载，杜在东都，四载在齐州，斯其与高、李游之日乎？李、杜二公先后游迹如此。年谱纰缪，不可以不正。段柯古《酉阳杂俎》载尧祠别杜补阙之诗，以谓别甫，则宋人已知其误矣。
（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
《旧书》本传，甫游衡山，寓居耒阳，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元稹《墓志》：“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公卒于耒阳，殡于岳阳，史、志皆可考据。自吕汲公《诗谱》不明旅殡之义，以谓是年夏还襄、汉，卒于岳阳。于是王得臣、鲁、黄鹤之徒，纷纷聚讼，谓子美未尝卒于耒阳，又牵引回棹等诗，以为是夏还襄、汉之证。案史，崔宁杀郭英，杨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乱，甫以其家避乱荆楚，扁舟下峡，此大历三年也。是年至江陵，移居公安，岁暮之岳阳，明年之潭州，此于诗可考也。大历五年夏，避臧之乱入衡州。史云：溯沿湘流、衡山，寓居耒阳以卒。《明皇杂录》亦与史合，安得反据《诗谱》而疑之？其所引《登舟》《归秦》诸诗，皆四年秋冬潭州诗也，断不在耒阳之后。《回棹》诗有“衡岳蒸池”之句，盖五年夏入衡，苦其炎，思回棹为襄、汉之游而不果也。此诗在耒阳之前明矣，安可据为北还之证乎？以诗考之，大历四年，公终岁居潭。而诸谱皆云是年春入潭，旋之衡，夏畏热，复还潭，则又误认《回棹》诗为是年作也。作年谱者臆见揣度，遂奋笔而书之，其不可为典要如此。吾断以史志为正，曰：子美三年下峡，由江陵、公安之岳，四年之潭，五年之衡，卒于耒阳，殡于岳阳。其他支离傅会，尽削不载可也。当逆旅憔悴之日，涉旬不食，一饱无时，牛肉白酒，何足以为诟病，而杂然起为公讳？若夫刘斧之《摭遗》小说，韩退之、李元宾之伪诗，三尺童子皆知笑之。而诸人互相驳正，以为能事，何足道哉！
（注杜诗略例）
吕汲公大防作《杜诗年谱》，以谓次第其出处之岁月，略见其为文之时，得以考其辞力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者如此。汲公之意善矣，亦约略言之耳。后之为年谱者，纪年系事，互相排缵，梁权道、黄鹤、鲁之徒，用以编次后先，年经月纬，若亲与子美游从，而藉记其笔札者。其无可援据，则穿凿其诗之片言只字，而曲为之说，其亦近于愚矣。今据吴若本识其大略，某卷为天宝未乱作，某卷为居秦州、居成都、居夔州作。某紊乱失次者，略为诠订。而诸家曲说，一切削去。
子美集皆天宝以后之作，而编诗者系某诗某诗于开元，仍《年谱》之讹也。子美与高、李游梁、宋、齐、鲁在天宝初太白放还之后，而《谱》系于开元二十五年，故诸家因之耳。旧史载高适代崔光远为成都尹，《谱》以为摄也，遂大书于上元一年曰：十月，以蜀州刺史高适摄成都。唐制，节度使阙，以行军司马摄知军府事，未闻以刺史也。元微之《墓志》载嗣子宗武，《谱》以宗文为早世也，遂大书于大历四年曰：夏，复回潭州，宗文夭。按樊晃《小集序》，子美殁后，宗文尚漂寓江陵也。若此之类，则愚而近于妄矣。
杜诗昔号千家注，今虽不可尽见，亦略具于诸本中。大抵芜秽舛陋，如出一辙。其彼善于此者三家。赵次公以笺释文句为事，边幅单窘，少所发明，其失也短。蔡梦弼以捃摭子传为博，泛滥舂驳，昧于持择，其失也杂。黄鹤以考订史鉴为功，支离割剥，罔识指要，其失也愚。余于三家，截长补短，略存什一而已。
注家错缪，不可悉数，略举数端，以资隅反：
一曰：伪托古人。世所传伪苏注，即宋人《东坡事实》。朱文公云：闽中郑昂伪为之也。宋人注太白诗即引伪杜注以注李，而类书多误引为故实。如《赠李白》诗：何当拾瑶草？注载东方朔《与友人书》。元人编《真仙通鉴》，本朝人编《赤牍书记》并载入矣。洪容斋谓疑误后生者，此也。又注家所引《唐史拾遗》，唐无此书，亦出诸人伪撰。
一曰：伪造故事。本无是事，反用杜诗见句增减为文，傅以前人之事，如伪苏注碧山学士之为张褒，一钱看囊之为阮孚，昏黑上头之为尝琮是也。蜀人师古注尤可恨，王翰卜邻，则造杜华母命华与翰卜邻之事；焦遂五斗，则造焦遂口吃醉后雄谭之事。流俗互相引据，疑误弘多。
一曰：伪撰人名。有本无其名，而伪撰以实之者。如卫八处士之为卫宾，惠、荀之为惠昭、荀珏，向乡之为向询是也。有本非其人而妄引以当之者，如韦使君之为韦宙，马将军之为马，顾文学之为顾况，萧丞相之为萧华，己公之为齐己是也。至前年渝州杀刺史一首，注家妄撰渝、遂刺史及叛贼之名，而单复《读杜愚得》，遂系之于谱，尤为可笑。
一曰：改窜古书。有引用古文而添改者，如慕容宝樗蒲得卢，添“袒跣大叫”四字，《赭白马赋》用“品骁腾”为句，而《蜀都赋》觞以缥青，一醉累月，断裂上下文，以就“蜀酒”之句也。有引用古诗而窜易者，如“庾信蒲城桑叶落”，改为“蒲城桑落酒”，陆机“佳人眇天末”，改为“凉风起天末”也。此类文义违反，大误后学，然而为之者亦愚且陋矣。
一曰：颠倒事实。有以前事为后事者，如《白丝行》以为刺窦怀贞，萧京兆以为哀萧至忠是也。有以后事为前事者，如《悲青坂》而以为邺城之役，雍王节制而以为朱滔、李怀仙之属是也。
一曰：强释文义。如“掖垣竹埤梧十寻”，解之曰：垣之竹，埤之梧，长皆十寻。有此句法乎？如“九重春色醉仙桃”，解之曰：入朝饮酒，其色如春。有此文理乎？此类皆足以疑误末学，削之不可胜削者也。
一曰：错乱地里。如注龙门则旁引《禹贡》之龙门，不辨其在雒阳也。注土门、杏园，则概举长安之土门、杏园，不辩其在河南也。注马邑，则概举雁门之马邑，不辨其在成州也。诸家惟黄鹤颇知援据，惜其不晓抉择耳。
一曰：妄系谱牒。按唐《宰相世系表》，杜预四子，锡、跻、耽、尹。襄阳杜氏出自预少子尹。元稹《墓志》云：晋当阳侯下十世而生依。甫《祭远祖当阳君文》，称十三叶孙甫。甫为预之后，未知预四子谁为甫之祖。而旧谱以甫为尹之后，此何据也？唐《旧书杜易简传》：易简，襄州襄阳人。周硖州刺史叔毗曾孙。易简从祖弟审言。易简、审言，同出叔毗下，获嘉为甫高祖，即硖州之子也。《周书杜叔毗传》：其先京兆杜陵人也。徙居襄阳。祖乾光，齐司徒右长史。父渐，梁边城太守。此世系之较然可考者也。以《世系表》推之，尹下六代为袭池阳侯洪泰，与乾光为行，洪泰生二子，祖悦、，与渐为行。，生三子，景仲、景秀、景恭，与叔毗为行。叔毗、景恭皆仕周，其子皆仕隋。叔毗之子为廉卿，则未知其为易简之祖欤？审言之祖欤？旧谱以叔毗为子，景仲、叔毗并系下，纰缪极矣。此不可不正也。颜鲁公撰《杜济神道碑》，为征南十四代孙。甫有《示从孙济》诗，斯为合矣。《世系表》济与位同出景秀下，并征南十四代，而诗称从弟位，抑又何欤？宋人谓《新唐宰相世系表》承用逐家谱牒，多所缪误。欧阳公略不笔削，恐未可以表为据也。姑书之以俟博闻者。
宋人解杜诗，一字一句，皆有比托。若伪苏注之解屋上三重茅，师古之解笋根稚子，尤为可笑者也。黄鲁直解《春日忆李白》诗曰：庾信止于清新，鲍照止于俊逸，二家不能互兼所长。渭北地寒，故树有花少实；江东水乡，多蜃气，故云色驳杂。文体亦然。欲与白细论此耳。洪驹父《诗话》：一老书生注杜诗云：儒冠上服，本乎天者亲上，以譬君子。纨绔下服，本乎地者亲下，以譬小人。鲁直之论，何以异于此乎？而老书生独以见笑，何哉？
杜集之传于世者，惟吴若本最为近古，它本不及也。题下及行间细字，诸本所谓公自注者多在焉。而别注亦错出其间，余稍以意为区别，其类于自注者，用朱字，别注则用白字，从《本草》之例。若其字句异同，则壹以吴本为主，间用它本参伍焉。
宋人词话以蜀人《将进酒》为少陵作者。蔡梦弼诗注载王维画《子美骑驴醉图》，并子美断句诗。至于郑虔愈疟之说，宗文斧臂之戏，李观坟土之辩，韩愈摭遗之诗，皆委巷小人流传之语，君子所不道也。饭颗山头一诗，虽出于孟《本事》，而以谓讥其拘束，非通人之谭也，吾亦无取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