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阳（今湖北襄樊），后迁居巩县，遂为河南巩县人。杜甫即出生于巩县的瑶湾。杜甫的家庭是一个“奉儒守官”的官僚家庭，其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名将和著名学者。由于杜预是京兆（长安）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故社甫常自称“杜陵野老”、“杜陵布衣”。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武则天时期的著名诗人，父杜闲曾为兖州司马、奉天县令。对于这一官宦家世、书香门弟，杜甫感到非常自豪。在《进雕赋表》中，他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他又说：“吾祖诗冠世。”（《赠蜀僧闾丘》），又嘱咐儿子宗武“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所以，杜甫将“奉儒”和写诗当作自己终生孜孜不倦的事业。
杜甫非常早慧。在他晚年所写的《壮游》诗中，他曾追忆说：“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十四五岁，就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诗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他勤奋好学，自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为他以后的诗歌成就打下了渊博雄厚的基础。二十岁起，像当时许多著名的诗人所做的那样，杜甫开始了他的漫游生活。他先东南游览吴越，二十四岁时返回东都洛阳，参加进士科举，不中。第二年又游历齐赵，直到开元二十年（741）才回到洛阳。天宝三载（744），他在洛阳结识了伟大诗人李白，二人相邀同游梁宋，同游的还有另一个著名的诗人高适。后来高适南游楚地，李、杜二人则北上再游齐赵，一起登高怀古，寻幽访胜，饮酒论诗。在《壮游》诗中，他回忆这一时期的生活说：“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枉。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漫游的生活豪放而浪漫，李、杜二人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一时期，杜甫写下了不少诗篇，如名作《望岳》及《画鹰》等，表现出青年时期的杜甫对前途和能力的乐观自信。
天宝五载（746），杜甫来到长安参加科举，寻求施展抱负的机会，但迎接他的是十分冷漠的现实。这一年，嫉贤妒能、口蜜腹剑的奸相李林甫将所有参加考试的人全部黜落，却向昏庸的唐玄宗上表称贺“野无遗贤”。杜甫落第后。困居于长安，不断地向王公大臣们投诗干谒，希望得到他们的引荐，还向玄宗进献了《三大礼赋》、《封西岳赋》等，只为自己博得了一些虚名，却并无实际效果。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他写道：“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满腔的愤激信口而出。从天宝四载到天宝十四载（755）十月终于被任命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样一个正八品下阶的小官时，杜甫已经在长安困居了十年。这十年之中，诗人的理想一再碰壁，生活也越来越拮据，常过着“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的生活，甚至“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幸”（《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屈辱辛酸使他对下层贫困生活有了深刻的体验，对黑暗政治有了切身的感受，性格也逐渐由清狂而转向深沉。他处在当时的政治中心长安，耳闻目睹统治者的荒淫腐朽，对潜藏的社会危机也有所预感。这一时期，他写下了不少著名的诗篇，如《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等。而作于天宝十四载（755）冬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既是对自己十年长安生活的总结，也向我们展示了唐代盛世结束，危机四伏、大乱将至的社会图景。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他已走向成熟。而他沉郁苍凉的诗歌风格和写实作风也在此时奠定。
天宝十四载十月，杜甫官定后，即离开长安，前往奉先探视家小，迎接他的是“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的惨状。到十一月，安史之乱便爆发了。第二年六月，长安被叛军攻陷，杜甫也带着一家老小，加入了流亡的难民队伍。他先由奉先逃到白水，再由白水逃到鄜州。七月，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杜甫得知后，就把家小安置在鄜州的羌村，只身到灵武去投奔肃宗，不料中途为叛军所俘，押到长安。诗人在长安，目睹叛军烧杀抢掠的惨景，写下了《悲陈陶》、《悲青坂》、《哀江头》以及《春望》、《月夜》等名诗。到至德二年三月，杜甫终于从长安城中逃出，到达肃宗行在凤翔，“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肃宗为褒奖他的忠心，授为左拾遗。职位虽低，却责任重大。不久，丞相房琯因陈涛斜之败而被罢职，杜甫上疏营救，言辞激切，得罪肃宗，几乎定罪。闰八月，他离开凤翔，到鄜州去看望妻子，写下了《羌村》三首和著名的长诗《北征》。这一年秋天，唐军收复两京，肃宗回到长安，杜甫也自鄜州入京。因疏救房琯之事，第二年六月，杜甫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乾元二年（759）秋天，杜甫回河南旧居探亲，沿途目睹江山的残破和人民的苦难，写下了名垂千古的《三吏》、《三别》。同年秋天，因朝中宦官李辅国专权，对政治感到失望，加上关辅地区发生大饥荒，杜甫毅然弃官，携家小前往秦州。十月迁于同谷。一路上，诗人拖儿带小，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写下了《秦州杂诗》三十首和《同谷七歌》等诗。但国谷并不易居住。由于无衣无食，一家数口几乎濒于绝境。同年十二月，杜甫只得前往成都投靠高适等故友。这个时期，是杜甫生活最为艰难的时期，诗人饱尝国破家亡的忧患痛苦，写下了大量诗篇（现存约249首），对当时灾难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血泪有着深刻而真实的反映，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忧国忧民的炽热感情，因此被后人称为“诗史”。
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底，杜甫终于来到成都。第二年春天，在一些亲友的帮助下，他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建筑了一座草堂。诗人漂泊多年，至此才算有了一个安身之所，因此写了不少描写村居乐趣的诗，如《客至》等。代宗宝应元年（762），杜甫在成都尹兼御史丞严武的资助下扩建了草堂，开辟了田地，带着几个孩子种菜种药，养鸡养鹅，俨然像个老农一般。广德二年（764），严武向朝廷举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人因称杜甫为“杜工部”。杜甫入严武幕中六个月，因不习惯幕僚生活，又回到草堂。在成都这一段时期，杜甫生活比较安定，但他并没有忘记贫苦受难的人民，写下了《枯棕》、《病橘》等诗，对人民的痛苦表示深切的同情。最有名的，则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永泰元年（765）四月，严武去世，杜甫失去依靠，不得不于五月率家人离开草堂，乘舟东下，九月到云安，第二年的暮春抵达夔州。在这里，他受到夔州都督柏茂琳的照顾，暂时住了下来。他感到自己越来越老，就更抓紧时间多写诗，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写下了430多首诗。这些诗篇不仅内容十分丰富，而且在艺术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被后世奉为寺臬，特别是七律诗，如《登高》、《阁夜》等，悲壮苍凉，沉郁雄放，千古不朽。
大历三年（768）正月，杜甫感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就想回河南老家。他先从夔州到江陵，却因河南发生兵乱而受阻。半年后，他改道抵达湖北公安，年底漂泊到了湖南岳阳。这时，他的健康状况更差，疟疾、肺病、风痹、糖尿病等不断地折磨着他。为了投靠亲友，他不得不再向南行。大历四年
（770）四月，军阀臧玠在潭州作乱，兵荒马乱之中，已经折回潭州的杜甫只好再往南逃。船行到耒阳，由于江水陡涨，交通不便，杜甫一家人饿了五天五夜，幸亏县令聂某闻讯后送来牛肉白酒，才免于俄死。船只无法前进，杜甫只好又折回潭州。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杜甫病死在由潭州到岳阳一条破船上。临终前，他支撑着身子写下了《风疾舟中伏枕书怀呈河南亲友》这首长达七十二句三百六十字的五言排律，诗中说：“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一直到去世，这位忧患一生的伟大诗人也没有忘记他多灾多难的祖国和受苦受难的人民。
和李白一样，杜甫的身后十分萧条凄凉。他的灵柩一直埋在岳阳，直到四十三年后，即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移葬于河南偃师，埋葬在其祖父杜审言的墓旁。
杜甫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在思想性方面，他的诗歌具有高度的人民性，“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赴奉先咏怀》）他深切关怀着祖国的命运，甚至不惜自我牺牲。对统治的腐朽和祸国殃民，杜甫也作了无情的讽刺和抨击。
杜甫异常重视诗歌的艺术性，他对于一首诗的要求非常严格，力求做到“毫发无遗憾。”在叙事诗中，他善于对现实生活作典型的艺术概括，善于寓主观于客观。他善于将人物的语言个性化，而且采俗语入诗，又极善于细节描写，故写来细腻动人。其抒情诗往往寄情于景，融景入情，情景交融。他的诗歌风格多样，时代环境的急遽变化，个人生活的穷愁困苦，思想感情的博大深厚，以及表现手法的沉著蕴藉，使他的诗歌形成了雄冠古今的“沉郁顿挫”的风格，从而被后人尊为“诗圣”。诗在杜甫的手里，几乎无所不能。“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杜甫永远是后人学习的榜样！
杜甫的诗集，据《旧唐书》本传和《新唐书艺文志》的记载，原有六十卷，但早已散佚。北宋宝元二年（1039），王诛取秘府旧藏本和各种不完整的杜集，共八种八十九卷，去其重复，得诗1405首，按年代先后编为十八卷，又别录赋笔杂著二十九篇为二卷，题为《杜工部集》。以后的各种杜集，皆以此书为基础。后来不断辑得佚诗，到南宋郭知达所编的《杜工部诗集》，已有三十六卷。明清时代，注家蜂起，号为“千家注杜”，今存者尚有百种以上。最流行的本子有明末王嗣爽的《杜臆》、清初钱谦益的《杜工部集注》、杨伦的《杜诗镜铨》、浦起龙的《读杜心解》和仇兆鳌的《杜诗详注》等。王嗣奭的《杜臆》一反南宋至明代一些杜诗注解者只训解典故、征引繁琐而忽视诗歌主旨内容的做法，努力探索和发掘杜诗中忧国忧民的情怀，在艺术分析方面也颇有见地。钱谦益的《杜工部集注》，对史实考订甚详，注引丰富。杨伦的《杜诗镜铨》简明扼要，便于初学。浦起龙的《读杜心解》评诗多独立见解，足资参考。而仇兆鳌的《杜诗详注》集前人之大成，征引繁富，考证精密。清康熙三十三年，仇兆鳌为翰林院编修时，将此书奏进康熙皇帝。全书凡诗注二十三卷，杂文注二卷，后以逸杜、咏杜、补杜、论杜等为附编上下二卷。其总目自二十八卷以下尚有集杜、仿杜等条目，有目而无书，似是欲为续而未成。每诗各分断落，先诠释文义，而后征引典故，列于诗末，便于阅读欣赏。本书即以仇氏《杜诗详注》排印而成，删掉了正文中的异文和注音，改为简体横排，改名为《杜甫全集》，以飨广大读者。
编者一九九六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