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苑进札状七首

　　【论修河第一状〈至和二年〉】

　　右臣窃见朝廷近因臣寮建议，欲塞商胡，开横垄，回大河于故道，已下三司，候今秋兴役，见令京东计度物料次。臣伏以国家兴大役、动大众，必先顺天时、量人力，谋于其始而审，然后必行，计其所利者多，乃能无悔。伏见比年以来，兴役勤众，劳民费财，不精谋虑于厥初，轻信利害之偏说，举事之始，既已仓惶，群议一摇，寻复悔罢。臣不敢远引他事上烦圣聪，只如往年河决商胡，是时执政之臣不慎计虑，遽谋修塞。科配一千八百万梢芟，搔动六路一百有余州军，官吏催驱，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于道涂。或物已输官，或人方在路，未及兴役，遽已罢修，虚费民财，为国敛怨，举事轻脱，为害若斯。虽既往之失难追，而可鉴之踪未远。今者又闻复有修河之役，聚三十万人之众，开一千余里之长河，计其所用物力，数倍往年。当此天灾岁旱之时，民困国贫之际，不量人力，不顺天时，臣知其有大不可者五：

　　盖自去秋以及今春，半天下苦旱，而京东尤甚，河北次之。国家常务安静振恤之，犹恐饥民起而为盗，何况于此两路，聚大众，兴大役？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后，继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数年以来，人稍归复，然死亡之余，所存无几，疮痍未敛，物力未完，今又遭此旱岁。京东自去冬无雨雪，麦不生苗，已及莫春，粟未布种，不惟目下乏食，兼亦向去无望。而欲于此两路兴三十万人之役，若别路差夫，则远处难为赴役，就河便近，则此两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臣伏见往年河决滑州，曾议修塞，当时公私事力，未如今日贫虚，然犹收聚物料，诱率民财，数年之间，方能兴役。况今国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决之洪流，此自是一大役也。鉴横垄，开久废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自横垄至海一千余里，归岸久已废坏，顿须修缉，此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时，兴一大役，尚须数年。今并三大役，仓卒兴为于灾旱贫虚之际，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可回，犹宜重察天时、人力之难为。何况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可回者哉。臣闻鲧障洪水，九年无功。禹得《洪范》五行之书，知水趋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决就下，而水患乃息。然则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塞其流，但能因势而疏决尔。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夺洪河之正流，斡以人力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横垄湮塞，已二十年，商胡决流，又亦数岁，故道已塞而难凿，安流已久而难回。昨闻朝廷曾遣故枢密直学士张奎计度，功料极大，近者再行检计，减得功料全少。功料少则所开浅狭，浅狭则水势难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

　　臣伏见国家累岁灾谴甚多，其于京东，变异尤大。地贵安静，动而有声。巨山摧，海水摇荡，如此不止仅乎十年，天地警戒，必不虚发。臣谓变异所起之方，尤宜加意防惧。今乃欲于凶旱之年，聚三十万之大众，于变异最大之方，臣恐地动山摇，灾祸自此而始。方今京东，赤地千里，饥馑之民，正苦天灾，又闻河役将动，往往伐桑拆屋，无复生计。流亡盗贼之患，不可不虞。欲望圣慈特降德音，速罢其事，当此凶岁，务安人心。徐诏有司审详利害，纵令河道可复，乞候丰年余力，渐次兴为。臣实庸愚，本无远见，得于外论，不敢不言。谨具状奏闻。

　　【论修河第二状〈至和二年〉】

　　臣伏见学士院集两省台谏官议修河事，未有一定之论。盖由贾昌朝欲复故道，李仲昌请开六塔，互执一说，莫知孰是。以臣愚见，皆谓不然。言故道者，未详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缪。何以言之？今谓故道可复者，但见河北水患，而欲还之京东。然不思天禧以来，河水屡决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复之势。此臣故谓未详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则不攻而自破矣。且开六塔，既云减得大河水势，然今恩、冀之患，何缘尚告危急？此则减水之利，虚妄可知。开六塔者又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复横垄故道。见今六塔只是分减之水，下流无埽，已为滨、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六塔，则其害如何？此臣故谓近乎欺罔之缪也。

　　臣闻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淀之势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处决，此其常势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弃之道，自是难复。臣不敢远引书史，广述河源，只以今所欲复之故道，言天禧以来屡决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东，水行于今所谓故道者。水既淤涩，乃于滑州天台埽决，寻而修塞，水复故道。未几，又于滑州南铁狗庙决。〈今所谓龙门埽者也。〉其后数年，又议修塞，令水复故道。已而又于王楚埽决，所决差小，与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终以壅淤，故又于横垄大决。是则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不久终必决于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及横垄既决，水流就下，所以十余年间，河未为患。至庆历三、四年，横垄之水又自下流先淤，是时臣为河北转运使，海口已淤一百四十余里。其后，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又于上流商胡口决。然则京东、横垄两河故道，皆是下流淤塞河水已弃之高地。京东故道，屡复屡决，理不可复，其验甚明，则六塔所开故道之不可复，不待言而易知。臣闻议者计度京东故道功料，止云铜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东去皆高，而铜城已上乃特高耳，其东比铜城已上则似低，比商胡已上则实高也。若云铜城已东地势斗下，则当日水流宜决铜城已上，何缘而顿淤横垄之口，亦何缘而大决也？然则两河故道，既皆不可为，则河北水患何为而可去？

　　臣闻智者之于事，有不能必，则较其利害之轻重，择其害少者而为之，犹胜害多而利少，何况有害而无利。此三者，可较而择也。臣见往年商胡初决之时，议欲修塞，计用一千八百万梢芟，科配六路一百有余州军。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必须用往年之物数。至于开凿故道，张奎元计功料极大，后来李参等减得全少，犹用三十万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狭，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夫所开三尺之方，倍为六尺。且阔厚三尺而长六尺，已是一倍之功，在于人力，已为劳苦。若云六尺之方，以开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岂人力之所胜？是则前功浩大而难兴，后功虽小而不实。大抵塞商胡、开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国而劳人，所举如此，而欲开难复屡决已验之故道，使其虚费，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复，此所谓有害而无利者也。就使幸而暂塞暂复，以纾目前之患，而终于上流必决，如龙门、横垄之比，重以困国劳人，此所谓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于大河有减水之名，而无减水之实。今下流所散，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则滨、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胜其患，而又故道淤涩，上流必有他决之虞，此直有害而无利耳，是智者之不为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则可无决溢散漫之虞。今河所历数州之地，诚为患矣；堤防岁用之夫，诚为劳矣。与其虚费天下之财，虚举大众之役，而不能成功，终不免为数州之患，劳岁用之夫，则此所谓害少者，乃智者之所择也。大抵今河之势，负三决之虞：复故道，上流必决；开六塔，上流亦决；今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则上流亦决。臣请选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涩，则终虞上决，为患无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目可验者而较之耳。言狂计愚，不足以备圣君博访之求。此大事也，伏乞下臣之议，广谋于众而裁择之。谨具状奏闻，伏候敕旨。

　　【论修河第三状〈至和三年〉】

　　右臣伏见朝廷定议开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横垄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为国家极言其利害者，何哉？盖其说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无奇策。今执政之臣用心于河事亦劳矣，初欲试十万人之役以开故道，既又舍故道而修六塔，未及兴役，遽又罢之。已而终为言利者所胜，今又复修，然则其势难于复止也。夫以执政大臣锐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复止之势，固非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虽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伪言，众所共恶。今执政之臣既用其议，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无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虽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将来之害必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为大臣所主，欲与之争未形之害，势必难夺。就使能夺其议，则言者犹须独任恩、冀为患之责，使仲昌得以为辞，大臣得以归罪。此所以虽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执政之臣用心太过，不思自古无不患之河，直欲使河不为患。若得河不为患，虽竭人力，犹当为之。况闻仲昌利口诡辩，谓费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为奇策，于是决意用之。今言者谓故道既不可复，六塔又不可修，诘其如何，则又无奇策以取胜。此所以虽知不便，而罕肯言也。众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独敢言者，臣谓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兴利除害尔。若果知其为患愈大，则岂有不回者哉？至于顾小人之后患，则非臣之所虑也。且事欲知利害，权重轻，有不得已则择其害少而患轻者为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况治水本无奇策，相地势，谨堤防，顺水性之所趋尔，虽大禹不过此也。夫所谓奇策者，不大利，则大害。若循常之计，虽无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择利者之所为也。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终不可成而为害愈大；言顺水治堤者，常谈也，然无大利亦无大害。不知为国计者欲何所择哉？若谓利害不可必，但聚大众，兴大役，劳民困国以试奇策，而侥幸于有成者，臣谓虽执政之臣亦未必肯为也。

　　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详，而未蒙采听。今复略陈其大要，惟陛下诏计议之臣择之。臣谓河水未始不为患，今顺已决之流，治堤于恩、冀者，其患一而迟。塞商胡复故道者，其患二而速。开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为害无涯。自河决横垄以来，大名金堤埽岁岁增治，及商胡再决，而金堤益大加功。独恩、冀之间，自商胡决后，议者贪建塞河之策，未尝留意于堤防，是以今河水势浸溢。今若专意并力于恩、冀之间，谨治堤防，则河患可御，不至于大害。所谓其患一者，十数年间，今河下流淤塞，则上流必有决处。此一患而迟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归故道，治堤修埽，功料浩大，劳人费物，困弊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复归，高淤难行，不过一二年间上流必决。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虽云已有上下约，然全塞大河正流，为功不小。又开六塔河道，治二千余里堤防，移一县两镇，计其功费，又大于塞商胡数倍。其为困弊公私，不可胜计，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东，横流散溢，滨、棣、德、博与齐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号富饶，河北一路财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坏田产，河北一路坐见贫虚，此二患也。三五年间，五州凋弊，河流注溢，久又淤高，流行梗涩，则上流必决。此三患也，所谓为害而无涯者也。今为国误计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谕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横垄故道本以高淤难行而商胡决，今复驱而注之，必横流而散溢，自澶至海二千余里，堤埽不可卒修，修之虽成，又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无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后悉也。

　　臣前未奉使契丹时，已尝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为，惟治堤顺水为得计。及奉使往来河北，询于知水者，其说皆然，虽恩、冀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愿且治恩、冀堤防为是。下情如此，谁为上通？臣既知其详，岂敢自默？伏乞圣慈特谕宰臣，使更审利害，速罢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选一二精干之臣与河北转运使、副及恩、冀州官吏，相度堤防，并力修治，则今河之水，必不至为大患。且河水天灾，非人力可回，惟当顺导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难必之功，以为小人侥冀恩赏之资也。况功必不成，后悔无及者乎！臣言狂计愚，惟陛下裁择。

　　【荐王安石吕公著札子〈至和中〉】

　　臣伏见陛下仁圣聪明，优容谏诤。虽有狂直之士犯颜色而触忌讳者，未尝不终始保全，往往亟加擢用，此自古明君贤主之所难也。然而用言既难，献言者亦不为易。论小事者既可鄙而不足为，陈大计者又似迂而无速效，欲微讽则未能感动，将直陈则先忤贵权。而旁有群言，夺于众力，所陈多未施设，其人遽已改迁。致陛下有听言之勤，而未见用言之效，颇疑言事之职，但为速进之阶。盖缘台谏之官，资望已峻，少加进擢，便履清华。而臣下有厌人言者，因此亦得进说，直云此辈务要官职，所以多言。使后来者其言益轻，而人主无由取信，辜陛下纳谏之意，违陛下赏谏之心。臣以谓欲救其失，惟宜择沉默端正、守节难进之臣置之谏署，则既无干进之疑，庶或其言可信。伏见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学，为众所推，守道安贫，刚而不屈。司封员外郎吕公著，是夷简之子，器识深远，沉静寡言，富贵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安石久更吏事，兼有时才，曾召试馆职，固辞不就。公著性乐闲退，淡于世事。然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往年陛下上遵先帝之制，增置台谏官四员。已而中废，复止两员。今谏官尚有虚位，伏乞用此两人，补足四员之数，必能规正朝廷之得失，裨益陛下之聪明。臣叨被恩荣，未知报效，苟有所见，不敢不言。取进止。

　　【荐张立之状】

　　臣伏见朝廷之议，常患方今士人名节不立，民俗礼义不修，所以取士多滥而浮伪难明，愚民无知而冒犯者众。盖由设教不笃，而奖善无方也。伏见徐州进士、同三礼出身、见守选人张立之，能事父母，有至孝之行，著闻乡里。本州百姓、僧道列状称荐，前后长吏累次保明，安抚、臣寮亦曾论奏，至今未蒙朝廷甄擢。其人母年八十，无禄以养。铨司近制，于选人只许入边远官。立之家居，则患禄不逮亲；欲就远官，则难于扶侍。有至孝之行而进退失所，有累荐之美而褒劝不及，于立之养亲之志所希至少，于朝廷奖善之道所施至多。伏望圣慈特下铨司，采阅本人行止及前后论荐迹状，与一本州合入官。所贵旌一士之行，劝一乡之人。伏以古今致理，先于孝子，劝赏最勤。今孝悌之科，久废不举，旌表之礼，久阙不行。欲乞今后应有孝行著闻、累被荐举者，与一本州官，令自化其乡里，仍乞著为永式。其张立之，如允臣所奏，乞送铨司施行。

　　【论狄青札子〈至和三年〉】

　　臣闻人臣之能尽忠者，不敢避难言之事；人主之善驭下者，常欲闻难言之言。然后下无隐情，上无壅听，奸宄不作，祸乱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祸、未发之机，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独言之，人主又能听而用之，则销患于未萌、转祸而为福者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独人主之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惟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无贵贱，相与语于亲戚朋友，下至庶民无愚智，相与语于闾巷道路，而独不以告陛下也，其故何哉？盖其事伏而未发，言者难于指陈也。

　　臣窃见枢密使狄青，出自行伍，号为武勇，自用兵陕右，已著名声，及捕贼广西，又薄立劳效。自其初掌机密，进列大臣，当时言事者已为不便。今三四年间，虽未见其显过，然而不幸有得军情之名。推其所因，盖由军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乐其同类，见其进用，自言我辈之内出得此人，既以为荣，遂相悦慕。加之青之事艺实过于人，比其辈流又粗有见识，是以军士心共服其材能。国家从前难得将帅，经略招讨常用文臣，或不知军情，或不闲训练。自青为将领，既能自以勇力服人，又知训练之方，颇以恩信抚士。以臣愚见，如青所为，尚未得古之名将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惯见如此等事，便谓须是我同类中人，乃能知我军情而以恩信抚我。青之恩信亦岂能遍及于人，但小人易为扇诱，所谓一犬吠形，百犬吠声，遂皆翕然，喜共称说。且武臣掌机密而得军情，不唯于国家不便，亦于其身未必不为害。然则青之流言，军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势使之然也。

　　臣谓青不得已而为人所喜，亦将不得已而为人所祸者矣。为青计者，宜自退避事权，以止浮议，而青本武人，不知进退。近日以来，讹言益甚，或言其身应图谶，或言其宅有火光，道路传说以为常谈矣，而惟陛下犹未闻也。且唐之朱Г，本非反者，仓卒之际，为军士所迫尔。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为患者多矣，Г虽自取族灭，然为德宗之患，亦岂小哉？夫小人陷于大恶，未必皆其本心所为，直由渐积以至蹉跌，而时君不能制患于未萌尔。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难言者，惟愿陛下早闻而省察之耳。如臣愚见，则青一常才，未有显过，但为浮议所喧，势不能容尔。若如外人众论，则谓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决也。但武臣掌机密，而为军士所喜，自于事体不便，不计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圣慈深思远虑，戒前世祸乱之迹，制于未萌，密访大臣，早决宸断，罢青机务，与一外藩，以此观青去就之际，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临事制变。且二府均劳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处如一，事权既去，流议渐消，则其诚节可明，可以永保终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难于必信；若俟患之已萌，则又言无及矣。臣官为学士，职号论思，闻外议喧沸而事系安危，臣言狂计愚，不敢自默。取进止。

　　【论水灾疏〈至和三年〉】

　　窃以天人之际，影响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灾，亦未有已出而无应之变。其变既大，则其忧亦深。臣愚谓非小小有为可以塞此大异也，必当思宗庙社稷之重，察安危祸福之机，追已往之阙失，防未萌之患害，如此等事，不过一二而已。自古人君必有储副，所以承宗社之重而不可阙者也。陛下临御三十余年而储嗣未立，此久阙之典也。近闻臣寮多以此事为言，大臣亦尝进议，陛下圣意久而未决。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体者，因以为异事，遂生嫌疑之论，此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三二十人者甚多，材高年长罗列于朝者亦众。然为其君父者，莫不皆享无穷之安，岂有所嫌而斥其子邪？若陛下鄂王、豫王皆在，至今则储宫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见陛下久无皇子，忽闻此议，遂以云云尔。且《礼》曰：“一有元良，万国以正。”盖谓定天下之根本，上承祖宗之重，亦所以绝臣下之邪谋。自古储嗣，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论，则是常无储嗣则人主安，有储嗣则人主危，此臣所谓不思之甚也。臣又见自古帝王建立储嗣，既以承宗庙之重，又以为国家美庆之事。故每立太子，则不敢专享其美，必大赦天下，凡为人父后者皆被思泽，所以与天下同其庆喜，然则非恶事也。汉文帝初即位之明年，群臣再三请立太子，文帝再三谦让而后从之。当时群臣不自疑而敢请，汉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武人，或出夷狄，如后唐明宗尤恶人言太子事，群臣莫敢正言。有何泽者，尝上书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谓其子从荣曰：“群臣欲以汝为太子，我将归老于河东。”由是臣下更不敢言。然而文帝立太子之后，享国长久，为汉太宗，是则何害其为明主也？后唐明宗储嗣不早定，而秦王从荣后以举兵窥觊，陷于大祸，后唐遂乱。此前世之事也。况闻臣寮所请，但欲择宗室为皇子尔，未即以为储贰也。伏惟陛下仁圣聪明，洞鉴今古，必谓此事，国家大计，当重慎而不可轻发，所以迟之耳，非恶人言而不欲为也。然朝廷大议，中外已闻，不宜久而不决。昨自春首以来，陛下服药于内，大臣早夜不敢归家，饮食医药侍于左右，如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亲者也。下至群臣士庶、妇女婴孩，昼夜祷祈，填咽道路，发于至诚，不可禁止。以此见臣民尽忠，蒙陛下之德厚，爱陛下之意深，故为陛下之虑远也。今之所请，天下臣民所以为爱君计也，陛下何疑而不从乎？中外之臣既喜陛下圣躬康复，又欲见皇子出入宫中，朝夕问安侍膳于左右，然后文武群臣奉表章为陛下贺，辞人墨客称述本支之盛，为陛下歌之颂之，岂不美哉！伏愿陛下出于圣断，择宗室之贤者，依古礼文，且以为子，未用立为储副也。既可以徐察其贤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

　　臣又见枢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枢密，始初议者已为不可。今三四年间，外虽未见过失，而不幸有得军情之名。且武臣掌国机密而得军情，岂是国家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说甚详，且具述青未是奇材，但于今世将率中稍可称耳。虽其心不为恶，而不幸为军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祸而为国家生事。欲乞且罢青枢务，任以一州，既以保全青，亦为国家消未萌之患。盖绿军中士卒及闾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间，未有不以此事为言者，惟陛下未知之尔。

　　臣之前奏，乞留中而出自圣断。若陛下犹以臣言为疑，乞出臣前奏，使轨政大臣公议。此二者，当今之急务也。凡所谓五行灾异之学，臣虽不深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见也。《五行传》曰：“简宗庙则水为灾。”陛下严奉祭祀，可谓至矣，惟未立储贰。《易》曰：“主器莫若长子。”殆此之警戒乎？至于水者，阴也，兵亦阴也，武臣亦阴也，此推类而易见者。天之谴告，苟不虚发，惟陛下深思而早决，庶几可以消弭灾患而转为福应也。臣伏睹诏书曰“悉心以陈，无有所讳”，故臣敢及之。若其他时政之失，必有群臣应诏，为陛下言者。臣言狂计愚，惟陛下裁择。臣昧死再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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