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德

　　 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昔者刘氏之玄，盖以是说谓足尽其理矣。虽然，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义则夫子自谓窃取之矣。”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击断以为识也，非良史之才、学、识也。虽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夫刘氏以谓有学无识，如愚估操金，不解贸化。推此说以证刘氏之指，不过欲於记诵之间，知所决择，以成文理耳。故曰：古人史取成家，退处士而进奸雄，排死节而饰主阙，亦曰一家之道然也。此犹文士之识，非史识也。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魏收之矫诬，沈约之阴恶，读其书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於甚也。所患夫心术者，谓其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於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粹，大贤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犹患於心术，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当也。以此责人，不亦难乎？是亦不然也。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於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

　　 夫是尧、舜而非桀、纣，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习故矣。至於善善而恶恶，褒正而嫉邪，凡欲文辞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然而心术不可不虑者，则以天与人参，其端甚微，非是区区之明所可恃也。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於为事役也。盖事不能无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则出入予夺相奋摩矣。奋摩不已，而气积焉。事不能无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则往复凭吊生流连矣。流连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气得阳刚，而情合阴柔。人丽阴阳之间，不能离焉者也。气合於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於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义出於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阴阳之患，而史文即忤於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夫文非气不立，而气贵於平。人之气，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气失则宕，气失则激，气失则骄，毗於阳矣。文非情不深，而情贵於正。人之情，虚置无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则流，情失则溺，情失则偏，毗於阴矣。阴阳伏之患，乘於血气而入於心知，其中默运潜移，似公而实逞於私，似天而实蔽於人，发为文辞，至於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

　　 夫气胜而情偏，犹曰动於天而参於人也。才艺之士，则又溺於文辞，以为观美之具焉，而不知其不可也。史之赖於文也，犹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采之不能无华朴，味之不能无浓淡，势也。华朴争而不能无邪色，浓淡争而不能无奇味。邪色害目，奇味爽口，起於华朴浓淡之争也。文辞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为竞焉，是舍本而逐末矣。以此为文，未有见其至者。以此为史，岂可与闻古人大体乎？

　　 韩氏愈曰：“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仁者情之普，义者气之遂也。程子尝谓：“有《关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吾则以谓通六艺比兴之旨，而後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盖言心术贵於养也。史迁百三十篇，《报任安书》，所谓“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序以谓“绍名世，正《易传》，本《诗》、《书》《礼》乐之际”，其本旨也。所云发愤著书，不过叙述穷愁，而假以为辞耳。後人泥於发愤之说，遂谓百三十篇，皆为怨诽所激发，王允亦斥其言为谤书。於是後世论文，以史迁为讥谤之能事，以微文为史职之大权，或从羡慕而仿效为之；是直以乱臣贼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笔削，不亦悖乎！今观迁所著书，如《封禅》之惑於鬼神，《平准》之算及商贩，孝武之秕政也。後世观於相如之文，桓宽之论，何尝待史迁而後著哉？《游侠》、《货殖》诸篇，不能无所感慨，贤者好奇，亦洵有之。馀皆经纬古今，折衷六艺，何尝敢於讪上哉？朱子尝言，《离骚》不甚怨君，後人附会有过。吾则以谓史迁未敢谤主，读者之心自不平耳。夫以一身坎轲，怨诽及於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诛，又何著述之可传乎？夫《骚》与《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怀於三代之英，而经纬乎天人之际者也。所遇皆穷，固不能无感慨。而不学无识者流，且谓诽君谤主，不妨尊为文辞之宗焉，大义何由得明，心术何由得正乎？夫子曰：“《诗》可以兴。”说者以谓兴起好善恶恶之心也。好善恶恶之心，惧其似之而非，故贵平日有所养也。《骚》与《史》，皆深於《诗》者也。言婉多风，皆不背於名教，而梏於文者不辨也。故曰必通六艺比兴之旨，而後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

　　 ○史释

　　 或问《周官》府史之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异义乎？曰：无异义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是也。五史，则卿、大夫、士为之，所掌图书、纪载、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属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然而无异义者，则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

　　 史守掌故而不知择，犹府守库藏而不知计也。先王以谓太宰制国用，司会质岁之成，皆有调剂盈虚、均平秩序之义，非有道德贤能之选，不能任也，故任之以卿士、大夫之重。若夫守库藏者，出纳不敢自专，庶人在官，足以供使而不乏矣。然而卿士、大夫，讨论国计，得其远大，若问库藏之纤悉，必曰府也。

　　 五史之於文字，犹太宰司会之於财货也。典、谟、训、诰，曾氏以谓“唐、虞、三代之盛，载笔而纪，亦皆圣人之徒”，其见可谓卓矣。五史以卿士、大夫之选，推论精微；史则守其文诰、图籍、章程、故事，而不敢自专；然而问掌故之委折，必曰史也。

　　 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论其道，而府史仅守其法；人之知识，有可使能与不可使能尔。非府史所守之外，别有先王之道也。夫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曾子乃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非曾子之言异於夫子也，夫子推其道，曾子恐人泥其法也。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夫子焉不学，亦何常师之有？”“入太庙，每事问。”则有司贱役，巫祝百工，皆夫子之所师矣。问礼问官，岂非学於掌故者哉？故道不可以空铨，文不可以空著。三代以前未尝以道名教，而道无不存者，无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尝以文为著作，而文为後世不可及者，无空言也。盖自官师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门之著述，於是文章学问，乃与官司掌故为分途，而立教者可得离法而言道体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学者崇奉六经，以谓圣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时，各守专官之掌故，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章也。

　　 《传》曰：“礼，时为大。”又曰：“书同文”。盖言贵时王之制度也。学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是以文为ひ绣之玩，而学为斗奇射覆之资，不复计其实用也。故道隐而难知，士大夫之学问文章，未必足备国家之用也。法显而易守，书吏所存之掌故，实国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尧、舜以来，因革损益之实迹也。故无志於学则已，君子苟有志於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於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ひ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於实用也审矣。

　　 孟子曰：“力能举百钧，而不足举一羽。明足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难其所易，而易其所难，谓失权度之宜也。学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经术，是能胜《周官》卿士之所难，而不知求府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於五史之义者也。

　　 以吏为师，三代之旧法也。秦人之悖於古者，禁《诗》、《书》而仅以法律为师耳。三代盛时，天下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其守官举职，而不坠天工者，皆天下之师资也。东周以还，君师政教不合於一，於是人之学术，不尽出於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为师，始复古制。而人乃狃於所习，转以秦人为非耳。秦之悖於古者多矣，犹有合於古者，以吏为师也。

　　 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及其身者也。”李斯请禁《诗》、《书》，以谓儒者是古而非今，其言若相近，而其意乃大悖。後之君子，不可不察也。夫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是不守法之乱民也，故夫子恶之。若夫殷因夏礼，百世可知。损益虽曰随时，未有薄尧、舜，而诋斥禹、汤、文、武、周公而可以为治者。李斯请禁《诗》、《书》，君子以谓愚之首也。後世之去唐、虞、三代，则更远矣。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时之治平者，未有不於古先圣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於《诗》、《书》六艺之所垂。而学者昧於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

　　 ○史注

　　 昔夫子之作《春秋》也，笔削既具，复以微言大义，口授其徒。三传之作，因得各据闻见，推阐经蕴，於是《春秋》以明。诸子百家，既著其说，亦有其徒相与守之，然後其说显於天下。至於史事，则古人以业世其家，学者就其家以传业。（孔子问礼，必於柱下史。）盖以域中三大，非取备於一人之手，程功於翰墨之林者也。史迁著百三十篇，（《汉书》为《太史公》，《隋志》始曰《史记》。）乃云：“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其後外孙杨恽，始布其书。班固《汉书》，自固卒後，一时学者，未能通晓。马融乃伏阁下，从其女弟受业，然後其学始显。夫马、班之书，今人见之悉矣，而当日传之必以其人，受读必有所自者，古人专门之学，必有法外传心，笔削之功所不及，则口授其徒，而相与传习其业，以垂永久也。迁书自裴る为注，固书自应劭作解，其後为之注者，犹若干家，则皆阐其家学者也。

　　 魏、晋以来，著作纷纷，前无师承，後无从学。且其为文也，体既滥漫，绝无古人笔削谨严之义；旨复浅近，亦无古人隐微难喻之故；自可随其诣力，孤行於世耳。至於史籍之掌，代有其人，而古学失传，史存具体。惟於文诰案牍之类次，月日记注之先後，不胜扰扰，而文亦繁芜复沓，尽失迁、固之旧也。是岂尽作者才力之不逮，抑史无注例，其势不得不日趋於繁富也。古人一书，而传者数家。後代数人，而共成一书。夫传者广，则简尽微显之法存。作者多，则牾复沓之弊出。复流而日忘其源，古学如何得复，而史策何从得简乎？是以《唐书》倍汉，《宋史》倍唐，检阅者不胜其劳，传习之业，安得不亡？

　　 夫同闻而异述者，见崎而分道也。源正而流别者，历久而失真也。九师之《易》，四氏之《诗》，师儒林立，传授已不胜其纷纷。士生三古而後，能自得於古人，勒成一家之作，方且徨乎两间，孤立无徒，而欲抱此区区之学，待发挥於子长之外孙，孟坚之女弟，必不得之数也。太史《自叙》之作，其自注之权舆乎？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已似恐後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笔以标之。所谓不离古文，乃考信六艺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尝不反复自明也。班《书》年表十篇，与《地理》、《艺文》二志皆自注，则又大纲细目之规矩也。其陈、范二史，尚有松之、章怀为之注。至席惠明注《秦记》，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则杂史支流，犹有子注，是六朝史学家法未亡之一验也。自後史权既散，纪传浩繁，惟徐氏《五代史注》，亦已简略，尚存饩羊於一线。而唐、宋诸家，则茫乎其不知涯焉。宋范冲修《神宗实录》，别为《考异》五卷，以发明其义。是知後无可代之人，而自为之解。当与《通鉴举要》、《考异》之属，同为近代之良法也。

　　 刘氏《史通》，画补注之例为三条，其所谓小书人物之《三辅决录》、《华阳士女》，与所谓史臣自刊之《洛阳伽蓝》《关东风俗》者，虽名为二品，实则一例。皆近世议史诸家之不可不亟复者也。惟所谓思广异闻之松之《三国》、刘昭《後汉》一条，则史家之旧法，与《索隐》、《正义》之流，大同而小异者也。

　　 夫文史之籍，日以繁滋，一编刊定，则徵材所取之书，不数十年，尝失亡其十之五六，宋、元修史之成规，可覆按焉。使自注之例得行，则因援引所及，而得存先世藏书之大概，因以校正艺文著录之得失，是亦史法之一助也。且人心日漓，风气日变，缺文之义不闻，而附会之习，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书，惟冀塞责，私门著述，敬饰浮名，或剽窃成书，或因陋就简。使其术稍黠，皆可愚一时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诚得自注以标所去取，则闻见之广狭，功力之疏密，心术之诚伪，灼然可见於开卷之顷，而风气可以渐复於质古，是又为益之尤大者也。然则考之往代，家法既如彼；揆之後世，系重又如此；夫翰墨省於前，而功效多於旧，孰有加於自注也哉？

　　 ○传记

　　 传记之书，其流已久，盖与六艺先後杂出。古人文无定体，经史亦无分科。《春秋》三家之传，各记所闻，依经起义，虽谓之记可也。经《礼》二戴之记，各传其说，附经而行，虽谓之传可也。其後支分派别，至於近代，始以录人物者，区为之传；叙事迹者，区为之记。盖亦以集部繁兴，人自生其分别，不知其然而然，遂若天经地义之不可移易。此类甚多，学者生於後世，苟无伤於义理，从众可也。然如虞预《妒记》、《襄阳耆旧记》之类，叙人何尝不称记？《龟策》、《西域》诸传，述事何尝不称传？大抵为典为经，皆是有德有位，纲纪人伦之所制作，今之六艺是也。夫子有德无位，则述而不作，故《论语》、《孝经》，皆为传而非经，而《易 系》亦止称为《大传》。其後悉列为经，诸儒尊夫子之文，而使之有以别於後儒之传记尔。周末儒者，及於汉初，皆知著述之事，不可自命经纶，蹈於妄作；又自以立说，当禀圣经以为宗主，遂以所见所闻，各笔於书而为传记。若二《礼》诸记、《诗》、《书》、《易》、《春秋》诸传是也。盖皆依经起义，其实各自为书，与後世笺注自不同也。後世专门学衰，集体日盛，叙人述事，各有散篇，亦取传记为名，附於古人传记专家之义尔。明自嘉靖而後，论文各分门户，其有好为高论者，辄言传乃史职，身非史官，岂可为人作传？世之无定识而强解事者，群焉和之，以谓於古未之前闻。夫後世文字，於古无有，而相率而为之者，集部纷纷，大率皆是。若传则本非史家所创，马、班以前，早有其文。（孟子答苑囿汤、武之事，皆曰：“於传有之。”彼时并未有纪传之史，岂史官之文乎！）今必以为不居史职，不宜为传，试问传记有何分别？不为经师，又岂宜更为记耶？记无所嫌，而传为厉禁，则是重史而轻经也。文章宗旨，著述体裁，称为例义。今之作家，昧焉而不察者多矣。独於此等无可疑者，辄为无理之拘牵。殆如村俚巫妪，妄说阴阳禁忌，愚民举措为难矣。明末之人，思而不学，其为瞽说，可胜唾哉！今之论文章者，乃又学而不思，反袭其说，以矜有识，是为古所愚也。

　　 辨职之言，尤为不明事理。如通行传记，尽人可为，自无论经师与史官矣。必拘拘於正史列传，而始可为传，则虽身居史职，苟非专撰一史，又岂可别自为私传耶？若但为应人之请，便与撰传，无以异於世人所撰。惟他人不居是官，例不得为，己居其官，即可为之，一似官府文书之须印信者然；是将以史官为胥吏，而以应人之传，为倚官府而舞文之具也，说尤不可通矣。道听之徒，乃谓此言出大兴朱先生，不知此乃明末之矫论，持门户以攻王、李者也。

　　 朱先生尝言：“见生之人，不当作传。”自是正理。但观於古人，则不尽然。按《三国志》庞氵育母赵娥，为父报仇杀人，注引皇甫《烈女传》云：“故黄门侍郎安定梁宽为其作传。”是生存之人，古人未尝不为立传。李翱撰《杨烈妇传》，彼时杨尚生存。恐古人似此者不乏。盖包举一生而为之传，《史》、《汉》列传体也。随举一事而为之传，《左氏》传经体也。朱先生言，乃专指列传一体尔。

　　 邵念鲁与家太詹，尝辨古人之撰私传，曰：“子独不闻邓禹之传，范氏固有本欤？”按此不特范氏，陈寿《三国志》，裴注引东京、魏、晋诸家私传相证明者，凡数十家。即见於隋、唐《经籍》、《艺文志》者，如《东方朔传》、《陆先生传》之类，亦不一而足，事固不待辨也。彼挟兔园之册，但见昭明《文选》、唐宋八家鲜入此体，遂谓天下之书，不复可旁证尔。

　　 往者聘撰《湖北通志》，因恃督府深知，遂用别识心裁，勒为三家之学。人物一门，全用正史列传之例，撰述为篇。而隋、唐以前，史传昭著，无可参互详略施笔削者，则但揭姓名，为《人物表》。（说详本篇《序例》。）其诸史本传，悉入《文徵》，以备案检。（所谓三家之学，《文徵》以拟《文选》。）其於撰述义例，精而当矣。时有佥人，穷於宦拙，求余荐入书局，无功冒餐给矣。值督府左迁，小人涎利构谗，群刺蜂起，当事惑之，檄委其人校正。余方恃其由余荐也，而不虞其背德反噬，昧其平昔所服膺者，而作张以罔上也。（别有专篇辨例。）乃曰《文徵》例仿《文选》、《文苑》，《文选》、《文苑》本无传体。因举《何蕃》、《李赤》、《毛颖》、《宋清》诸传，出於游戏投赠，不可入正传也。上官乃亟赞其有学识也，而又阴主其说，匿不使余知也。噫！《文苑英华》有传五卷，盖七百九十有二，至於七百九十有六，其中正传之体，公卿则有兵部尚书梁公李岘，节钺则有东川节度卢坦，（皆李华撰传。）文学如陈子昂，（卢藏用撰传。）节操如李绅，（沈亚之撰传。）贞烈如杨妇、（李翱。）窦女，（杜牧。）合於史家正传例者，凡十馀篇，而谓《文苑》无正传体，真丧心矣！

　　 宋人编辑《文苑》，类例固有未尽，然非佥人所能知也。即传体之所采，盖有排丽如碑志者，（庾信《邱乃敷敦崇传》之类。）自述非正体者，（《陆文学自传》之类。）立言有寄托者，（《王承福传》之类。）借名存讽刺者，（《宋清传》之类。）投赠类序引者，（《强居士传》之类。）俳谐为游戏者，（《毛颖传》之类。）亦次於诸正传中；不如李汉集韩氏文，以《何蕃传》入杂著，以《毛颖传》入杂文，义例乃皎然矣。

　　 ○习固

　　 辨论乌乎起？起於是非之心也。是非之心乌乎起？起於嫌介疑似之间也。乌乎极？极於是尧非桀也。世无辨尧、桀之是非，世无辨天地之高卑也。目力尽於秋毫，耳力穷乎穴蚁。能见泰山，不为明目，能闻雷霆，不为聪耳。故尧、桀者，是非之名，而非所以辨是非也。嫌介疑似，未若尧、桀之分也。推之而无不若尧、桀之分，起於是非之微，而极於辨论之精也。故尧、桀者，辨论所极；而是非者，隐微之所发端也。

　　 隐微之创见，辨者矜而宝之矣。推之不至乎尧、桀，无为贵创见焉。推之既至乎尧、桀，人亦将与固有之尧、桀而安之也。故创得之是非，终於无所见是非也。

　　 尧、桀无推者也。积古今之是非而安之如尧、桀者，皆积古今人所创见之隐微而推极之者也。安於推极之是非者，不知是非之所在也。不知是非之所在者，非竟忘是非也，以谓固然而不足致吾意焉尔。

　　 触乎其类而动乎其思，於是有见所谓诚然者，非其所非而是其所是，矜而宝之，以谓隐微之创见也。推而合之，比而同之，致乎其极，乃即向者安於固然之尧、桀也。向也不知所以，而今知其所以，故其所见有以异於向者之所见，而其所云实不异於向之所云也。故於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创见，皆其平而无足奇者也。

　　 酤家酿酒而酸，大书酒酸减直於门，以冀速售也。有不知书者，入饮其酒而酸，以谓主人未之知也。既去而遗其物，主家追而纳之，又谓主人之厚己也。屏人语曰：“君家之酒酸矣，盍减直而急售？”主人闻之而哑然也。故於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创见，乃告主家之酒酸也。

　　 尧、桀固无庸辨矣。然被尧之仁，必有几，几於不能言尧者，乃真是尧之人也。遇桀之暴，必有几，几於不能数桀者，乃真非桀之人也。千古固然之尧、桀，犹推始於几，几不能言与数者，而後定尧、桀之固然也。故真知是非者，不能遽言是非也。真知是尧非桀者，其学在是非之先，不在是尧非桀也。

　　 是尧而非桀，贵王而贱霸，尊周、孔而斥异端，正程、朱而偏陆、王，吾不谓其不然也；习固然而言之易者，吾知其非真知也。

　　 ○朱陆

　　 天人性命之理，经传备矣。经传非一人之言，而宗旨未尝不一者，其理著於事物，而不於空言也。师儒释理以示後学，惟著之於事物，则无门户之争矣。理，譬则水也。事物，譬则器也。器有大小浅深，水如量以注之，无盈缺也。今欲以水注器者，姑置其器，而论水之挹注盈虚，与夫量空测实之理，争辨穷年，未有已也，而器固已无用矣。

　　 子夏之门人，问交於子张。治学分而师儒尊知以行闻，自非夫子，其势不能不分也。高明沉潜之殊致，譬则寒暑昼夜，知其意者，交相为功，不知其意，交相为厉也。宋儒有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也。末流无识，争相诟詈，与夫勉为解纷，调停两可，皆多事也。然谓朱子偏於道问学，故为陆氏之学者，攻朱氏之近於支离；谓陆氏之偏於尊德性，故为朱氏之学者，攻陆氏之流於虚无；各以所畸重者，争其门户，是亦人情之常也。但既自承朱氏之授受，而攻陆、王，必且博学多闻，通经服古，若西山、鹤山、东发、伯厚诸公之勤业，然後充其所见，当以空言德性为虚无也。今攻陆王之学者，不出博洽之儒，而出荒俚无稽之学究，则其所攻，与其所业相反也。问其何为不学问，则曰支离也。诘其何为守专陋，则曰性命也。是攻陆、王者，未尝得朱之近似，即伪陆、王以攻真陆、王也，是亦可谓不自度矣。

　　 荀子曰：“辨生於末学。”朱、陆本不同，又况後学之哓哓乎？但门户既分，则欲攻朱者，必窃陆、王之形似；欲攻陆、王，必窃朱子之形似。朱之形似必繁密，陆、王形似必空灵，一定之理也。而自来门户之交攻，俱是专己守残，束书不观，而高谈性天之流也。则自命陆、王以攻朱者，固伪陆、王；即自命朱氏以攻陆、王者，亦伪陆、王，不得号为伪朱也。同一门户，而陆、王有伪，朱无伪者，空言易，而实学难也。黄、蔡、真、魏，皆承朱子而务为实学，则自无暇及於门户异同之见，亦自不致随於消长盛衰之风气也。是则朱子之流别，优於陆、王也。然而伪陆、王之冒於朱学者，犹且引以为同道焉，吾恐朱氏之徒，叱而不受矣。

　　 传言有美，亦有药石焉。陆、王之攻朱，足以相成而不足以相病。伪陆、王之自谓学朱而奉朱，朱学之忧也。盖性命、事功、学问、文章，合而为一，朱子之学也。求一贯於多学而识，而约礼於博文，是本末之兼该也。诸经解义不能无得失，训诂考订不能无疏舛，是何伤於大礼哉？且传其学者，如黄、蔡、真、魏，皆通经服古，躬行实践之醇儒，其於朱子有所失，亦不曲从而附会，是亦足以立教矣。乃有崇性命而薄事功，弃置一切学问文章，而守一二章句集注之宗旨，因而斥陆讥王，愤若不共戴天，以谓得朱之传授，是以通贯古今、经纬世宙之朱子，而为村陋无闻、傲狠自是之朱子也。且解义不能无得失，考订不能无疏舛，自获麟绝笔以来，未有免焉者也。今得陆、王之伪，而自命学朱者，乃曰：墨守朱子，虽知有毒，犹不可不食。又曰：朱子实兼孔子与颜、曾、孟子之所长。噫！其言之是非，毋庸辨矣。朱子有知，忧当何如邪？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气。”不动心者，不求义之所安，此千古墨守之权舆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能充之以义理，而又不受人之善，此墨守之似告子也。然而藉人之是非以为是非，不如告子之自得矣。

　　 藉人之是非以为是非，如佣力佐斗，知争胜而不知所以争也。故攻人则不遗馀力，而诘其所奉者之得失为何如，则未能悉也。故曰：明知有毒，而不可不服也。

　　 末流失其本，朱子之流别，以为优於陆、王矣。然则承朱氏之俎豆，必无失者乎？曰：奚为而无也。今人有薄朱氏之学者，即朱氏之数传而後起者也。其与朱氏为难，学百倍於陆、王之末流，思更深於朱门之从学，充其所极，朱子不免先贤之畏後生矣。然究其承学，实自朱子数传之後起也，其人亦不自知也。而世之号为通人达士者，亦几几乎褰裳以从矣。有识者观之，齐人之饮井相ㄏ也。性命之说，易入虚无。朱子求一贯於多学而识，寓约礼於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虽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谓无失也。然沿其学者，一传而为勉斋、九峰，再传而为西山、鹤山、东发、厚斋，三传而为仁山、白，四传而为潜溪、义乌，五传而为宁人、百诗，则皆服古通经，学求其是，而非专己守残，空言性命之流也。自是以外，文则入於辞章，学则流於博雅，求其宗旨之所在，或有不自知者矣。生乎今世，因闻宁人、百诗之风，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则通经服古之绪，又嗣其音矣。无如其人慧过於识而气荡乎志，反为朱子诟病焉，则亦忘其所自矣。夫实学求是，与空谈性天不同科也。考古易差，解经易失，如天象之难以一端尽也。历象之学，後人必胜前人，势使然也。因後人之密而贬羲、和，不知即羲、和之遗法也。今承朱氏数传之後，所见出於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遗绪，是以後历而贬羲、和也。盖其所见，能过前人者，慧有馀也。抑亦後起之智虑所应尔也，不知即是前人遗蕴者，识不足也。其初意未必遂然，其言足以慑一世之通人达士，而从其井ㄏ者，气所荡也。其後亦遂居之不疑者，志为气所动也。攻陆、王者，出伪陆、王，其学猥陋，不足为陆、王病也。贬朱者之即出朱学，其力深沉，不以源流互质，言行交推；世有好学而无真识者，鲜不从风而靡矣。

　　 古人著於竹帛，皆其宣於口耳之言也。言一成而人之观者，千百其意焉，故不免於有向而有背。今之黠者则不然，以其所长，有以动天下之知者矣。知其所短，不可以欺也，则似有不屑焉。徙泽之蛇，且以小者神君焉。其遇可以知而不必且为知者，则略其所长，以为未可与言也；而又饰所短，以为无所不能也。雷电以神之，鬼神以幽之，键箧以固之，标帜以之，於是前无古人，而後无来者矣。天下知者少，而不必且为知者之多也；知者一定不易，而不必且为知者之千变无穷也；故以笔信知者，而以舌愚不必深知者，天下由是靡然相从矣。夫略所短而取其长，遗书具存，强半皆当遵从而不废者也。天下靡然从之，何足忌哉！不知其口舌遗厉，深入似知非知之人心，去取古人，任忄扁衷而害於道也。语云：“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其人於朱子盖已饮水而忘源；及笔之於书，仅有微辞隐见耳，未敢居然斥之也。此其所以不见恶於真知者也。而不必深知者，习闻口舌之间，肆然排诋而无忌惮，以谓是人而有是言，则朱子真不可以不斥也。故趋其风者，未有不以攻朱为能事也。非有恶於朱也，惧其不类於是人，即不得为通人也。夫朱子之授人口实，强半出於《语录》。《语录》出於弟子门人杂记，未必无失初旨也。然而大旨实与所著之书相表里，则朱子之著於竹帛，即其宣於口耳之言。是表里如一者，古人之学也。即以是义责其人，亦可知其不如朱子远矣，又何争於文字语言之末也哉。

　　 【附录】书朱陆篇後（据刘刻《遗书》卷二）

　　 其於史学义例、古文法度，实无所解，而久游江湖，耻其有所不知，往往强为解事，应人之求，又不安於习故，妄矜独断。如修《汾州府志》，乃谓僧僚不可列之人类，因取旧志名僧入於古迹。又谓修志贵考沿革，其他皆可任意，此则识解渐入庸妄，然不过自欺，尚未有心於欺人也。余尝遇戴君於宁波道署，居停代州冯君廷丞，冯既名家子，夙重戴名，一时冯氏诸昆从，又皆循谨敬学，钦戴君言，若奉神明。戴君则故为高论，出入天渊，使人不可测识。人询班、马二史优劣，则全袭郑樵讥班之言，以谓己之创见。又有请学古文辞者，则曰：“古文可以无学而能。余生平不解古文辞，後忽欲为之而不知其道，乃取古人之文，反覆思之，忘寝食者数日，一夕忽有所悟，翼日，取所欲为文者，振笔而书，不假思索而成，其文即远出《左》、《国》、《史》、《汉》之上。”虽诸冯敬信有素，闻此亦颇疑之。盖其意初不过闻大兴朱先生辈论为文辞不可有意求工，而实未尝其甘苦。又觉朱先生言平淡无奇，遂恢怪出之，冀耸人听，而不知妄诞至此，见由自欺而至於欺人，心已忍矣。然未得罪於名教也。

　　 戴君学术，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故戒人以凿空言理，其说深探本原，不可易矣。顾以训诂名义，偶有出於朱子所不及者，因而丑贬朱子，至斥以悖谬，诋以妄作，且云：“自戴氏出，而朱子亻敫幸为世所宗，已五百年，其运亦当渐替。”此则谬妄甚矣！戴君笔於书者，其於朱子有所异同，措辞与顾氏宁人、阎氏百诗相似，未敢有所讥刺，固承朱学之家法也。其异於顾、阎诸君，则於朱子间有微辞，亦未敢公然显非之也。而口谈之谬，乃至此极，害义伤教，岂浅鲜哉！或谓言出於口而无踪，其身既殁，书又无大牾，何为必欲摘之以伤厚道？不知诵戴遗书而兴起者尚未有人，听戴口说而加厉者，滔滔未已。至今徽歙之间，自命通经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则不得为通人。而诽圣排贤，毫无顾忌，流风大可惧也。向在维扬，曾进其说於沈既堂先生曰：“戴君立身行己，何如朱子，至於学问文章，互争不释，姑缓定焉可乎？”此言似粗而实精，似浅而实深也。

　　 戴东原云：“凡人口谈倾倒一席，身後书传，或反不如期期不能自达之人。”此说虽不尽然，要亦情理所必有者。然戴氏既知此理，而生平口舌求胜，或致愤争伤雅，则知及而仁不能守之为累欤？大约戴氏生平口谈，约有三种：与中朝显官负重望者，则多依违其说，间出己意，必度其人所可解者，略见锋颖，不肯竟其辞也。与及门之士，则授业解惑，实有资益；与钦风慕名，而未能遽受教者，则多为慌惚无据，玄之又玄，使人无可捉摸，而疑天疑命，终莫能定。故其身後，缙绅达者咸曰：“戴君与我同道，我尝定其某书某文字矣。”或曰：“戴君某事质成於我，我赞而彼允遵者也。”而不知戴君当日特以依违其言，而其所以自立，不在此也。及门之士，其英绝者，往往或过乎戴。戴君於其逼近己也，转不甚许可之，然戴君固深知其人者也。後学向慕，而闻其恍惚玄渺之言，则疑不敢决，至今未能定戴为何如人，而信之过者，遂有超汉、唐、宋儒为孟子後一人之说，则皆不为知戴者也。

　　 ○文德

　　 凡言义理，有前人疏而後人加密者，不可不致其思也。古人论文，惟论文辞而已矣。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苏辙氏出，本韩愈氏说而昌论文气；可谓愈推而愈精矣。未见有论文德者，学者所宜於深省也。夫子尝言“有德必有言”，又言“修辞立其诚”，孟子尝论“知言”“养气”，本乎集义，韩子亦言，“仁义之途”，“《诗》、《书》之源”，皆言德也。今云未见论文德者，以古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内外，犹合道德文章而一之；未尝就文辞之中言其有才，有学，有识，又有文之德也。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临文必敬，非修德之谓也。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敬非修德之谓者，气摄而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嗟乎！知德者鲜，知临文之不可无敬恕，则知文德矣。

　　 昔者陈寿《三国志》，纪魏而传吴、蜀，习凿齿为《汉晋春秋》，正其统矣。司马《通鉴》仍陈氏之说，朱子《纲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应陈氏误於先，而司马再误於其後，而习氏与朱子之识力，偏居於优也。而古今之讥《国志》与《通鉴》者，殆於肆口而骂詈，则不知起古人於九原，肯吾心服否邪？陈氏生於西晋，司马生於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於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江东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天统也。（此说前人已言。）诸贤易地则皆然，未必识逊今之学究也。是则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身之所处，固有荣辱隐显、屈伸忧乐之不齐，而言之有所为而言者，虽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谓，况生千古以後乎？圣门之论恕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道大矣。今则第为文人，论古必先设身，以是为文德之恕而已尔。

　　 韩氏论文，“迎而拒之，平心察之”。喻气於水，言为浮物。柳氏之论文也，“不敢轻心掉之”，“怠心易之”，“矜气作之”，“昏气出之”。夫诸贤论心论气，未即孔、孟之旨，及乎天人、性命之微也。然文繁而不可杀，语变而各有当。要其大旨则临文主敬，一言以蔽之矣。主敬则心平，而气有所摄，自能变化从容以合度也。夫史有三长，才、学、识也。古文辞而不由史出，是饮食不本於稼穑也。夫识生於心也，才出於气也。学也者，凝心以养气，炼识而成其才者也。心虚难恃，气浮易弛。主敬者，随时检摄於心气之间，而谨防其一往不收之流弊也。夫缉熙敬止，圣人所以成始而成终也，其为义也广矣。今为临文，检其心气，以是为文德之敬而已尔。

　　 ○文理

　　 偶於良宇案间，见《史记》录本，取观之，乃用五色圈点，各为段落，反覆审之，不解所谓。询之良宇，哑然失笑，以谓己亦厌观之矣。其书云出前明归震川氏，五色标识，各为义例，不相混乱。若者为全篇结构，若者为逐段精彩，若者为意度波澜，若者为精神气魄，以例分类，便於拳服揣摩，号为古文秘传。前辈言古文者，所为珍重授受，而不轻以示人者也。又云：“此如五祖传灯，灵素受，由此出者，乃是正宗；不由此出，纵有非常著作，释子所讥为野狐禅也。余幼学於是，及游京师，闻见稍广，乃知文章一道，初不由此。然意其中或有一二之得，故不遽弃，非珍之也。”

　　 余曰：文章一道，自元以前，衰而且病，尚未亡也。明人初承宋、元之遗，粗存规矩。至嘉靖、隆庆之间，晦蒙否塞，而文几绝矣。归震川氏生於是时，力不能抗王、李之徒，而心知其非，故斥凤洲以为庸妄。谓其创为秦、汉伪体，至并官名地名，而改用古称，使人不辨作何许语，故直斥之曰文理不通，非妄言也。然归氏之文，气体清矣，而按其中之所得，则亦不可强索。故余尝书识其後，以为先生所以砥柱中流者，特以文从字顺，不汩没於流俗；而於古人所谓闳中肆外，言以声其心之所得，则未之闻尔。然亦不得不称为彼时之豪杰矣。但归氏之於制艺，则犹汉之子长，唐之退之，百世不祧之大宗也。故近代时文家之言古文者，多宗归氏。唐、宋八家之选，人几等於《五经》四子所由来矣。惟归、唐之集，其论说文字皆以《史记》为宗；而其所以得力於《史记》者，乃颇怪其不类。盖《史记》体本苍质，而司马才大，故运之以轻灵。今归、唐之所谓疏宕顿挫，其中无物，遂不免於浮滑，而开後人以描摩浅陋之习。故疑归、唐诸子，得力於《史记》者，特其皮毛，而於古人深际，未之有见。今观诸君所传五色订本，然後知归氏之所以不能至古人者，正坐此也。

　　 夫立言之要，在於有物。古人著为文章，皆本於中之所见，初非好为炳炳良良，如锦工绣女之矜夸采色已也。富贵公子，虽醉梦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语；疾痛患难之人，虽置之丝竹华宴之场，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欢笑。此声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今舍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妇，亦学其悲号；屈子自沈汨罗，而同心一德之朝，其臣亦宜作楚怨也；不亦亻真乎？至於文字，古人未尝不欲其工。孟子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学问为立言之主，犹之志也；文章为明道之具，犹之气也。求自得於学问，固为文之根本；求无病於文章，亦为学之发挥。故宋儒尊道德而薄文辞，伊川先生谓工文则害道，明道先生谓记诵为玩物丧志，虽为忘本而逐末者言之；然推二先生之立意，则持其志者，不必无暴其气。而出辞气之远於鄙倍，辞之欲求其达，孔、曾皆为不闻道矣。但文字之佳胜，正贵读者之自得；如饮食甘旨，衣服轻暖，衣且食者之领受，各自知之，而难以告人。如欲告人衣食之道，当指脍炙而令其自尝，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轻暖，则有是道矣。必吐己之所尝而哺人以授之甘，搂人之身而置怀以授之暖，则无是理也。

　　 韩退之曰：“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其所谓钩玄提要之书，不特後世不可得而闻，虽当世籍、之徒，亦未闻其有所见，果何物哉？盖亦不过寻章摘句，以为撰文之资助耳。此等识记，古人当必有之。如左思十稔而赋《三都》，门庭藩溷，皆著纸笔，得即书之。今观其赋，并无奇思妙想，动心戒魄，当藉十年苦思力索而成。其所谓得即书者，亦必标书志义，先掇古人菁英，而後足以供驱遣尔。然观书有得，存乎其人，各不相涉也。故古人论文，多言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则其道矣。至於论及文辞工拙，则举隅反三，称情比类，如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锺嵘《诗品》，或偶举精字善句，或品评全篇得失，令观之者得意文中，会心言外，其於文辞思过半矣。至於不得已而摘记为书，标识为类，是乃一时心之所会，未必出於其书之本然。比如怀人见月而思，月岂必主远怀？久客听雨而悲，雨岂必有愁况？然而月下之怀，雨中之感，岂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怀，藏为秘密，或欲嘉惠後学，以谓凡对明月与听霖雨，必须用此悲感，方可领略，则适当良友乍逢，及新昏宴尔之人，必不信矣。是以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至於纂类摘比之书，标识评点之册，本为文之末务，不可揭以告人，只可用以自志。父不得而与子，师不得以传弟。盖恐以古人无穷之书，而拘於一时有限之心手也。

　　 律诗当知平仄，古诗宜知音节。顾平仄显而易知，音节隐而难察；能熟於古诗，当自得之。执古诗而定人之音节，则音节变化，殊非一成之诗所能限也。赵伸符氏取古人诗为《声调谱》，通人讥之，余不能为赵氏解矣。然为不知音节之人言，未尝不可生其启悟；特不当举为天下之式法尔。时文当知法度，古文亦当知有法渡。时文法度显而易言，古文法度隐而难喻，能熟於古文，当自得之。执古文而示人以法度，则文章变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归震川氏取《史记》之文，五色标识，以示义法；今之通人，如闻其事必窃笑之，余不能为归氏解也，然为不知法度之人言，未尝不可资其领会；特不足据为传授之秘尔。据为传授之秘，则是郢人宝燕石矣。夫书之难以一端尽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诗之音节，文之法度，君子以谓可不学而能，如啼笑之有收纵，歌哭之有抑扬；必欲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然使一己之见，不事穿凿过求，而偶然浏览，有会於心，笔而志之，以自省识，未尝不可资修辞之助也。乃因一己所见，而谓天下之人，皆当范我之心手焉，後人或我从矣，起古人而问之，乃曰：“余之所命，不在是矣！”毋乃冤欤？

　　 ○文集

　　 集之兴也，其当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谟，官存法令，风诗采之闾里，敷奏登之庙堂，未有人自为书，家存一说者也。（刘向校书，叙录诸子百家，皆云出於古者某官某氏之掌，是古无私门著述之徵也。馀详外篇。）自治学分途，百家风起，周、秦诸子之学，不胜纷纷；识者已病道术之裂矣。然专门传家之业，未尝欲以文名，苟足显其业，而可以传授於其徒，（诸子俱有学徒传授，《管》、《晏》二子书，多记其身後事，《庄子》亦记其将死之言，《韩非 存韩》之终以李斯驳议，皆非本人所撰，盖为其学者，各据闻见而附益之尔。）则其说亦遂止於是，而未尝有参差庞杂之文也。两汉文章渐富，为著作之始衰。然贾生奏议，编入《新书》；（即《贾子书》。唐《集贤书目》始有《新书》之名。）相如词赋，但记篇目：（《艺文志》、《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次《屈原赋》二十五篇之後，而叙录总云，《诗赋》一百六家，一千三百一十八篇。盖各为一家言，与《离骚》等。）皆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远，初未尝有汇次诸体，裒焉而为文集者也。自东京以降，讫乎建安、黄初之间，文章繁矣。然范、陈二史，（《文苑传》始於《後汉书》。）所次文士诸传，识其文笔，皆云所著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则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也。（《隋志》：“别集之名，《东京》所创。”盖未深考。）自挚虞创为《文章流别》，学者便之，於是别聚古人之作，标为别集；则文集之名，实仿於晋代。（陈寿定《诸葛亮集》二十四篇，本云《诸葛亮故事》，其篇目载《三国志》，亦子书之体。而《晋书 陈寿传》云，定《诸葛集》，寿於目录标题，亦称《诸葛氏集》，盖俗误云。）而後世应酬牵率之作，决科俳扰之文，亦滥横裂，而争附别集之名，是诚刘《略》所不能收，班《志》所无可附。而所为之文，亦矜情饰貌，矛盾参差，非复专门名家之语无旁出也。夫治学分而诸子出，公私之交也。言行殊而文集兴，诚伪之判也。势屡变则屡卑，文愈繁则愈乱。苟有好学深思之士，因文以求立言之质，因散而求会同之归，则三变而古学可兴。惜乎循流者忘源，而溺名者丧实，二缶犹且以锺惑，况滔滔之靡有底极者。

　　 昔者，向、歆父子之条别，其《周官》之遗法乎？聚古今文字而别其家，合天下学术而守於官，非历代相传有定式，则西汉之末，无由直溯周、秦之源也。（《艺文志》有录无书者，亦归其类，则刘向以前必有传授矣。且《七略》分家，亦未有确据，当是刘氏失其传。）班《志》而後，纷纷著录者，或合或离，不知宗要，其书既不尽传，则其部次之得失，叙录之善否，亦无从而悉考也。荀勖《中经》有四部，诗赋图赞，与汲冢之书归丁部。王俭《七志》，以诗赋为文翰志，而介於诸子军书之间，则集部之渐日开，而尚未居然列专目也。至阮孝绪撰《七录》，惟技术、佛、道分三类，而经典、纪传、子兵、文集之四录，已全为唐人经、史、子、集之权舆；是集部著录，实仿於萧梁，而古学源流，至此为一变，亦其时势为之也。呜呼！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穷而有类书。学者贪於简阅之易，而不知实学之衰；狃於易成之名，而不知大道之散。江河日下，豪杰之士，从狂澜既倒之後，而欲障百川於东流，其不为举世所非笑，而指目牵引为言词，何可得耶？

　　 且名者，实之宾也。类者，例所起也。古人有专家之学，而後有专门之书；有专门之书，而後有专门之授受。（郑樵盖尝云尔。）即类求书，因流溯源，部次之法明，虽三坟五典，可坐而致也。自校雠失传，而文集类书之学书，一编之中，先自不胜其庞杂；後之兴者，何从而窥古人之大体哉？夫《楚词》，屈原一家之书也。自《七录》初收於集部，《隋志》特表《楚词》类，因并总集别集为三类，遂为著录诸家之成法。充其义例，则相如之赋，苏、李之五言，枚生之《七发》，亦当别标一目，而为赋类、五言类、《七发》类矣。总集别集之称，何足以配之？其源之滥，实始词赋不列专家，而文人有别集也。《文心雕龙》，刘勰专门之书也。自《集贤书目》收为总集，（《隋志》已然。）《唐志》乃并《史通》、《文章龟鉴》、《史汉异义》为一类；遂为郑略、马《考》诸子之通规。（《郑志》以《史通》入通史类，以《雕龙》入《文集》类。夫渔仲校雠，义例最精，犹舛误若此，则俗学之传习已久也。）充其义例，则魏文《典论》，葛洪《史钞》，张骘《文士传》，（《典论 论文》如《雕龙》，《史钞》如《史汉异义》，《文士传》如《文章龟鉴》，类皆相似。）亦当混合而入总集矣。史部子部之目何得而分之？（《典论》，子类也。《史钞》、《文士传》，史类也。）其例之混实由文集难定专门，而似者可乱真也。著录既无源流，作者标题，遂无定法。郎蔚之《诸州图经集》，则史部地理而有集名矣。（《隋志》所收。）王方庆《宝章集》，则经部小学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玄觉《永嘉集》，则子部释家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百家杂艺之末流，识既庸ウ，文复鄙俚，或抄撮古人，或自明小数，本非集类，而纷纷称集者，何足胜道？（虽曾氏《隆平集》，亦从流俗，当改为传志，乃为相称。）然则三集既兴，九流必混，学术之迷，岂特黎丘有鬼，歧路亡羊而已耶？

　　 ○篇卷

　　 《易》曰：“艮其辅，言有序。”《诗》曰：“出言有章。”古人之於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於书，则有简策。标其起讫，是曰篇章。孟子曰：“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是连策为篇之证也。《易 大传》曰：“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是首尾为篇之证也。左氏引《诗》，举其篇名，而次第引之，则曰某章云云。是篇为大成，而章为分阕之证也。要在文以足言，成章有序，取其行远可达而已。篇章简策，非所计也。後世文字繁多，爰有校雠之学。而向、歆著录，多以篇卷为计。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素，因物定名，无他义也。而缣素为书，後於竹简，故周、秦称篇，入汉始有卷也。第彼时竹素并行，而名篇必有起讫；卷无起讫之称，往往因篇以为之卷；故《汉志》所著几篇，即为後世几卷，其大较也。然《诗经》为篇三百，而为卷不过二十有八；《尚书》、《礼经》，亦皆卷少篇多，则又知彼时书入缣素，亦称为篇。篇之为名，专主文义起讫，而卷则系乎缀帛短长，此无他义，盖取篇之名书，古於卷也。故异篇可以同卷，而分卷不闻用以标起讫。至班氏《五行》之志．《元后》之传，篇长卷短，则分子卷。是篇不可易，而卷可分合也。嗣是以後，讫於隋、唐，书之计卷者多，计篇者少。著述诸家，所谓一卷，往往即古人之所谓一篇；则事随时变，人亦出於不自知也。惟司马彪《续後汉志》，八篇之书，分卷三十，割篇徇卷，大变班书子卷之法，作俑唐、宋史传，失古人之义矣。（《史》、《汉》之书，十二本纪、七十列传、八书、十志之类，但举篇数，全书自了然也。《五行志》分子卷五，《王莽传》分子卷三，而篇目仍合为一，总卷之数，仍与相符，是以篇之起讫为主，不因卷帙繁重而苟分也。自司马彪以八志为三十卷，遂开割篇徇卷之例，篇卷混淆，而名实亦不正矣。欧阳《唐志》五十，其实十三志也，年表十五，其实止四表也。《宋史》列传二百五十有五，《后妃》以一为二，《宗室》以一为四，李纲一人，传分二卷，再并《道学》、《儒林》，以至《外国》、《蛮夷》之同名异卷，凡五十馀卷，其实不过一百九十馀卷耳。）

　　 至於其间名小异而实不异者，道书称，即卷之别名也，元人《说郛》用之。蒯通《隽永》称首，则章之别名也，梁人《文选》用之。此则标新著异，名实故无伤也。唐、宋以来，卷轴之书，又变而为纸册；则成书之易，较之古人，盖不啻倍蓰已也。古人所谓简帙繁重，不可合为一篇者，（分上中下之类。）今则再倍其书，而不难载之同册矣。故自唐以前，分卷甚短。六朝及唐人文集，所为十卷，今人不过三四卷也。自宋以来，分卷遂长。以古人卷从卷轴，势自不能过长；後人纸册为书，不过存卷之名，则随其意之所至，不难钜册以载也。以纸册而存缣素为卷之名，亦犹汉人以缣素而存竹简为篇之名，理本同也。然篇既用以计文之起讫矣，是终古不可改易，虽谓不从竹简起义可也。卷则限於轴之长短，而并无一定起讫之例。今既不用缣素而用纸册，自当量纸册之能胜而为之界。其好古而标卷为名，从质而标册为名，自无不可；不当又取卷数与册本，故作参差，使人因卷寻篇，又复使人挟册求卷，徒滋扰也。夫文之繁省起讫，不可执定；而方策之重，今又不行；（古人寂寥短篇，亦可自为一书，孤行於世。盖方策体重，不如後世片纸，难为一书也。）则篇自不能孤立，必依卷以连编，势也。卷非一定而不可易，既欲包篇以合之，又欲破册而分之，使人多一检索於离合之外，又无关於义例焉，不亦扰扰多事乎？故著书但当论篇，不当计卷。（卷不关於文之本数，篇则因文计数者也。故以篇为计，自不忧其有阙卷，以卷为计，不能保其无阙篇也。）必欲计卷，听其量册短长，而为铨配可也。不计所载之册，而铢铢分卷，以为题签著录之美观，皆是泥古而忘实者也。《崇文》、《宋志》，间有著册而不详卷者。明代《文渊阁目》，则但计册而无卷矣。是虽著录之阙典，然使卷册苟无参差，何至有此弊也。（古人已成之书，自不宜强改。）

　　 ○天喻

　　 夫天浑然而无名者也。三垣、七曜、二十八宿、一十二次、三百六十五度、黄道、赤道，历家强名之以纪数尔。古今以来，合之为文质损益，分之为学业事功，文章性命。当其始也，但有见於当然，而为乎其所不得不为，浑然无定名也。其分条别类，而名文名质，名为学业事功，文章性命，而不可合并者，皆因偏救弊，有所举而诏示於人，不得已而强为之名，定趋向尔。後人不察其故而徇於其名，以谓是可自命其流品，而纷纷有入主出奴之势焉。汉学宋学之交讥，训诂辞章之互诋，德性学问之纷争，是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学业将以经世也，如治历者，尽人功以求合於天行而已矣，初不自为意必也。其前人所略而後人详之，前人所无而後人创之，前人所习而後人更之，譬若《月令》中星不可同於《尧典》，太初历法不可同於《月令》，要於适当其宜而可矣。周公承文、武之後，而身为冢宰，故制作礼乐，为一代成宪。孔子生於衰世，有德无位，故述而不作，以明先王之大道。孟子当处士横议之时，故力距杨、墨，以尊孔子之传述。韩子当佛老炽盛之时，故推明圣道，以正天下之学术。程、朱当末学忘本之会，故辨明性理，以挽流俗之人心。其事与功，皆不相袭，而皆以言乎经世也。故学业者，所以辟风气也。风气未开，学业有以开之。风气既弊，学业有以挽之。人心风俗，不能历久而无弊，犹羲和、保章之法，不能历久而不差也。因其弊而施补救，犹历家之因其差而议更改也。历法之差，非过则不及。风气之弊，非偏重则偏轻也。重轻过不及之偏，非因其极而反之，不能得中正之宜也。好名之士，方且趋风气而为学业，是以火救火，而水救水也。

　　 天定胜人，人定亦能胜天。二十八宿，十二次舍，以环天度数，尽春秋中国都邑。夫中国在大地中，东南之一隅耳。而周天之星度，属之占验，未尝不应，此殆不可以理推测，盖人定之胜於天也。且如子平之推人生年月日时，皆以六十甲子，分配五行生克。夫年月与时，并不以甲子为纪，古人未尝有是言也。而後人既定其法，则亦推衍休咎而无不应，岂非人定之胜天乎？《易》曰“先天而天弗违”，盖以此也。学问亦有人定胜天之理。理分无极太极，数分先天後天，图有《河图》、《洛书》，性分义理气质，圣人之意，後贤以意测之，遂若圣人不妨如是解也。率由其说，亦可以希圣，亦可以希天。岂非人定之胜天乎？尊信太过，以谓真得圣人之意固非，即辨驳太过，以为诸儒诟詈，亦岂有当哉？

　　 ○师说

　　 韩退之曰：“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者也。”又曰：“师不必贤於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又曰：“巫医百工之人，不耻相师。”而因怪当时之人，以相师为耻，而曾巫医百工之不如。韩氏盖为当时之敝俗而言之也，未及师之究竟也。《记》曰：“民生有三，事之如一，君、亲、师也。”此为传道言之也。授业解惑，则有差等矣。业有精粗，惑亦有大小，授且解者之为师，固然矣；然与传道有间矣。巫医百工之相师，亦不可以概视也。盖有可易之师，与不可易之师，其相去也，不可同日语矣。知师之说者，其知天乎？盖人皆听命於天者也，天无声臭，而俾君治之。人皆天所生也，天不物物而生，而亲则生之。人皆学於天者也，天不谆谆而诲，而师则教之。然则君子而思事天也，亦在谨事三者而已矣。

　　 人失其道，则失所以为人，犹无其身，则无所以为生也。故父母生而师教，其理本无殊异。此七十子之服孔子，所以可与之死，可与之生，东西南北，不敢自有其身，非情亲也，理势不得不然也。若夫授业解惑，则有差等矣。经师授受，章句训诂；史学渊源，笔削义例；皆为道体所该。古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竹帛之外，别有心传，口耳转受，必明所自，不啻宗支谱系不可乱也。此则必从其人而後受，苟非其人，即已无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师也。学问专家，文章经世，其中疾徐甘苦，可以意喻，不可言传。此亦至道所寓，必从其人而後受，不从其人，即已无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师也。苟如是者，生则服勤，左右无方，没则尸祝俎豆，如七十子之於孔子可也。至於讲习经传，旨无取於别裁；斧正文辞，义未见其独立；人所共知共能，彼偶得而教我；从甲不终，不妨去而就乙；甲不我告，乙亦可询；此则不究於道，即可易之师也。虽学问文章，亦末艺耳。其所取法，无异梓人之琢雕，红女之传绣，以为一日之长，拜而礼之，随行隅坐，爱敬有加可也。必欲严昭事之三，而等生身之义，则责者罔，而施者亦不由衷矣。

　　 巫医百工之师，固不得比於君子之道，然亦有说焉。技术之精，古人专业名家，亦有隐微独喻，得其人而传，非其人而不传者，是亦不可易之师，亦当生则服勤，而没则尸祝者也。古人饮食，必祭始为饮食之人，不忘本也。况成我道德术艺，而我固无从他受者乎？至於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於弟子，则观所得为何如耳。所争在道，则技曲艺业之长，又何沾沾而较如不如哉？

　　 嗟夫！师道失传久矣。有志之士，求之天下，不见不可易之师；而观於古今，中有怦怦动者，不觉冁然而笑，索焉不知涕之何从，是亦我之师也。不见其人，而於我乎隐相授受，譬则孤子见亡父於影像，虽无人告之，梦寐必将有警焉。而或者乃谓古人行事，不尽可法，不必以是为尸祝也。夫禹必祭鲧，尊所出也。兵祭蚩尤，宗创制也。若必选人而宗之，周、孔乃无遗憾矣。人子事其亲，固有论功德，而祧祢以奉大父者耶？

　　 ○假年

　　 客有论学者，以谓书籍至後世而繁，人寿不能增加於前古，是以人才不古若也。今所有书，如能五百年生，学者可无遗憾矣。计千年後，书必数倍於今，则亦当以千年之寿副之，或传以为名言也。余谓此愚不知学之言也。必若所言，造物虽假之以五千年，而犹不达者也。

　　 学问之於身心，犹饥寒之於衣食也。不以饱暖慊其终身，而欲假年以穷天下之衣食，非愚则罔也。传曰：“至诚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人之异於物者，仁义道德之粹，明物察伦之具，参天赞地之能，非物所得而全耳。若夫知觉运动，心知血气之禀於天者，与物岂有殊哉？夫质大者所用不得小，质小者所资不待人，物各有极也。人亦一物也。鲲鹏之寿十亿，虽千年其犹稚也。蟪蛄不知春秋，期月其大耋也。人於天地之间，百年为期之物也。心知血气，足以周百年之给欲，而不可强致者也。

　　 夫子十五志学，“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圣人，人道之极也。人之学为圣者，但有十倍百倍之功，未闻待十倍百倍之年也。一得之能，一技之长，亦有志学之始，与不逾矩之究竟也。其不能至於圣也，质之所限也，非年之所促也。颜子三十而夭，夫子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盖痛其不足尽百年之究竟也。又曰：“後生可畏。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不足畏。”人生固有八十九十至百年者，今不待终其天年，而於四十五十，谓其不足畏者，亦约之以百年之生，度其心知血气之用，固可意计而得也。五十无闻，虽使更千百年，亦犹是也。

　　 神仙长生之说，诚渺茫矣。同类殊能，则亦理之所有，故列仙洞灵之说，或有千百中之十一，不尽诬也。然而千岁之神仙，不闻有能胜於百岁之通儒，则假年不足懋学之明徵也。禹惜分阴，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又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盖惧不足尽百年之能事，以谓人力可至者，而吾有不至焉，则负吾生也。蟪蛄纵得鲲鹏之寿，其能止於啾啾之鸣也。盖年可假，而质性不可变；是以圣贤爱日力，而不能憾百年之期蹙，所以谓之尽性也。世有童年早慧，诵读兼人之倍蓰而犹不止焉者，宜大异於常人矣。及其成也，较量愚柔百倍之加功，不能遽胜也。则敏钝虽殊，要皆画於百年之能事，而心知血气，可以理约之明徵也。今不知为己，而骛博以炫人，天下闻见不可尽，而人之好尚不可同；以有尽之生，而逐无穷之闻见；以一人之身，而逐无端之好尚；尧、舜有所不能也。孟子曰：“尧、舜之智，而不遍物。尧、舜之仁，不遍爱人。”今以凡猥之资，而欲穷尧、舜之所不遍，且欲假天年於五百焉；幸而不可能也，如其能之，是妖孽而已矣。

　　 族子廷枫曰：“叔父每见学者，自言苦无记性，书卷过目辄忘，因自解其不学。叔父辄曰：‘君自不善学耳。果其善学，记性断无不足用之理。书卷浩如烟海，虽圣人犹不能尽。古人所以贵博者，正谓业必能专，而後可与言博耳。盖专则成家，成家则已立矣。宇宙名物，有切己者，虽锱铢不遗。不切己者，虽泰山不顾。如此用心，虽极钝之资，未有不能记也。不知专业名家，而泛然求圣人之所不能尽，此愚公移公之智，而同斗筲之见也。’此篇盖有为而发，是亦为夸多斗靡者，下一针砭。故其辞亦庄亦谐，令人自发深省，与向来所语，学者足相证也。

　　 ○感遇

　　 古者官师政教出於一，秀民不艺其百亩，则饩於庠序，不有恒业，（谓学业。）必有恒产，无旷置也。周衰官失，道行私习於师儒，於是始有失职之士，孟子所谓尚志者也。进不得禄享其恒业，退不得耕获其恒产，处世孤危，所由来也。（士与公卿大夫，皆谓爵秩，未有不农不秀之间，可称尚志者也。孟子所言，正指为官失师分，方有此等品目。）圣贤有志斯世，则有际可公养之仕，三就三去之道，遇合之际，盖难言也。夫子将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孟子去齐，时子致矜式之言，有客进留行之说。相需之殷，而相遇之疏，则有介绍旁通，维持调护，时势之出於不得不然者也。圣贤进也以礼，退也以义，无所撄於外，故自得者全也。士无恒产，学也禄在其中，非畏其耕之馁，势有不暇及也。虽然，三月无君，则死无庙祭，生无宴乐，霜露怛心，凄凉相吊，圣贤岂必远於人情哉！君子固穷，枉尺直寻，羞同诡御，非争礼节，盖恐不能全其所自得耳。古之不遇时者，隐居下位。後世下位，不可以幸致也。古之不为仕者，躬耕乐道。後世耕地，不可以幸求也。古人廉退之境，後世竭贪幸之术而求之，犹不得也。故责古之君子，但欲其明进退之节，不苟慕夫荣利而已。责後之君子，必具志士沟壑、勇于丧元之守而後可；圣人处遇，固无所谓难易也；大贤以下，必尽责其丧元沟壑而後可，亦人情之难者也。

　　 商鞅浮尝以帝道，贾生详对於鬼神，或致隐几之倦，或逢前席之迎，意各有所为也。然而或有遇不遇者，商因孝公之所欲，而贾操文帝之所难也。韩非致慨於《说难》，曼倩言於谐隐，盖知非学之难，而所以申其学者难也。然而韩非卒死於说，而曼倩尚畜於俳，何也？一则露锷而遭忌，一则韬锋而幸全也。故君子不难以学术用天下，而难於所以用其学术之学术。古今时异势殊，不可不辨也。古之学术简而易，问其当否而已矣。後之学术曲而难，学术虽当，犹未能用，必有用其学术之学术，而其中又有工拙焉。身世之遭遇，未责其当否，先责其工拙。学术当而趋避不工，见摈於当时；工於遇而执持不当，见讥於後世。沟壑之患逼於前，而工拙之效驱於後。呜呼！士之修明学术，欲求寡过，而能全其所自得，岂不难哉！

　　 且显晦时也，穷通命也，才之生於天者有所独，而学之成於人者有所优，一时缓急之用，与一代风尚所趋，不必适相合者，亦势也。刘歆经术而不遇孝武，李广飞将而不遇高皇，千古以为惜矣。周人学武，而世主尚文，改而学文，主又重武；方少而主好用老，既老而主好用少，白首泣涂，固其宜也。若夫下之所具，即为上之所求，相须綦亟，而相遇终疏者，则又不可胜道也。孝文拊髀而思颇、牧，而魏尚不免於罚作；理宗端拱而表程、朱，而真、魏不免於疏远；则非学术之为难，而所以用其学术之学术，良哉其难也。望远山者，高秀可挹，入其中而不觉也。追往事者，哀乐无端，处其境而不知也。汉武读相如之赋，叹其飘飘凌，恨不得与同时矣；及其既见相如，未闻加於一时侍从诸臣之右也。人固有爱其人而不知其学者，亦有爱其文而不知其人者。唐有牛、李之党，恶白居易者，缄置白氏之作，以谓见则使人生爱，恐变初心。是於一人之文行殊爱憎也。郑畋之女，讽咏罗隐之诗，至欲委身事之；後见罗隐貌寝，因之绝口不道。是於一人之才貌分去取也。文行殊爱憎，自出於党私；才貌分去取，则是妇人女子之见也。然而世以学术相贵，读古人书，常有生不并时之叹；脱有遇焉，则又牵於党援异同之见，甚而效郑畋女子之别择於容貌焉；则士之修明学术，欲求寡过，而能全其所自得，岂不难哉？

　　 淳于量饮於斗石，无鬼论相於狗马，所谓赋《关雎》而兴淑女之思，咏《鹿鸣》而致嘉宾之意也。有所以起兴，将以浅而入深，不特诗人微婉之风，实亦世士羔雁之质，欲行其学者，不得不度时人之所喻以渐入也。然而世之观人者，闻《关雎》而索河洲，言《鹿鸣》而求苹野，淑女嘉宾则弃置而弗道也。中人之情，乐易而畏难，喜同而恶异，听其言而不察其言之所谓者，十常八九也。有贱丈夫者，知其遇合若是之难也，则又舍其所长，而强其所短，力趋风尚，不必求惬於心，风尚岂尽无所取哉？其开之者，尝有所为；而趋之者，但袭其伪也。夫雅乐不亡於下里，而亡於郑声，郑声工也。良苗不坏於蒿莱，而坏於莠草，莠草似也。学术不丧於流俗，而丧於伪学，伪学巧也。天下不知学术，未尝不虚其心以有待也。伪学出，而天下不复知有自得之真学焉。此孔子之所以恶乡愿，而孟子之所为深嫉似是而非也。然而为是伪者，自谓所以用其学术耳。昔者夫子未尝不猎较，而簿正之法卒不废，兆不足行而後去也。然则所以用其学术之学术，圣贤不废也。学术不能随风尚之变，则又不必圣贤，虽梓匠轮舆，亦如是也。是以君子假兆以行学，而遇与不遇听乎天。昔扬子早以雕虫获荐，而晚年草玄寂寞；刘知几先以词赋知名，而後因述史减誉。诚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

　　 ○辨似

　　 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言者心之声，善观人者，观其所言而已矣。人不必皆善，而所言未有不於善也。善观人者，察其言善之故而已矣。夫子曰：“始吾於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恐其所言不出於意之所谓诚然也。夫言不由中，如无情之讼，辞穷而情易见，非君子之所患也。学术之患，莫患乎同一君子之言，同一有为言之也，求其所以为言者，咫尺之间，而有霄壤之判焉，似之而非也。

　　 天下之言，本无多也。（言有千变万化，宗旨不过数端可尽，故曰言本无多。）人则万变不齐者也。以万变不齐之人，而发为无多之言，宜其迹异而言则不得不同矣。譬如城止四门，城内之人千万，出门而有攸往，必不止四途，而所从出者，止四门也。然则趋向虽不同，而当其发轫不得不同也。非有意以相袭也，非投东而伪西也，势使然也。

　　 树艺五谷，所以为民粒食计也。仪狄曰：“五谷不可不熟也。”问其何为而祈熟，则曰：“不熟无以为酒浆也。”教民蚕桑，所以为老者衣帛计也。蚩尤曰：“蚕桑不可不植也。”诘其何为而欲植，则曰：“不植无以为旌旗也。”夫仪狄、蚩尤，岂不诚然须粟帛哉？然而斯同衣食，不可得而赖矣。

　　 《易》曰：“阴阳不测之谓神。”又曰：“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此神化神妙之说所由来也。夫阴阳不测，不离乎阴阳也。妙万物而为言，不离乎万物也。圣不可知，不离乎充实光辉也。然而曰圣曰神曰妙者，使人不滞於迹，即所知见以想见所不可知见也。学术文章，有神妙之境焉。末学肤受，泥迹以求之，其真知者，以谓中有神妙，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者也。不学无识者，窒於心而无所入，穷於辨而无所出，亦曰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也。故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

　　 伯昏瞀人谓列御寇曰：“人将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也，乃汝不能使人毋汝保也。”然则不能使人保者下也，能使人毋保者上也，中则为人所保矣。故天下惟中境易别，上出乎中而下不及中，恒相似也。学问之始，未能记诵，博涉既深，将超记诵。故记诵者，学问之舟车也。人有所适也，必资乎舟车；至其地，则舍舟车矣。一步不行者，则亦不用舟车矣。不用舟车之人，乃舍舟车者为同调焉。故君了恶夫似之而非者也。（程子见谢上蔡多识经传，便谓玩物丧志，毕竟与孔门“一贯”不似。）

　　 理之初见，毋论智愚与贤不肖，不甚远也。再思之，则恍惚而不可恃矣。三思之，则眩惑而若夺之矣。非再三之力，转不如初也。初见立乎其外，故神全，再三则入乎其中，而身已从其旋折也。必尽其旋折，而後复得初见之至境焉，故学问不可以惮烦也。然当身从旋折之际，神无初见之全，必时时忆其初见，以为恍惚眩惑之指南焉，庶几哉有以复其初也。吾见今之好学者，初非有所见而为也，後亦无所期於至也，发愤攻苦，以谓吾学可以加人而已矣，泛焉不系之舟，虽日驰千里，何适於用乎？乃曰学问不可以惮烦。故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

　　 夫言所以明理，而文辞则所以载之之器也。虚车徒饰，而主者无闻，故溺於文辞者，不足与言文也。《易》曰：“物相杂，故曰文。”又曰：“其旨远，其辞文。”《书》曰：“政贵有恒，辞尚体要。”《诗》曰：“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记》曰：“毋剿说，毋雷同，则古昔，称先王。”传曰：“辞达而已矣。”曾子曰：“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经传圣贤之言，未尝不以文为贵也。盖文固所以载理，文不备，则理不明也。且文亦自有其理，妍媸好丑，人见之者，不约而有同然之情，又不关於所载之理者，即文之理也。故文之至者，文辞非其所重尔，非无文辞也。而陋儒不学，猥曰“工文则害道”。故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

　　 陆士衡曰：“虽杼轴於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荀伤廉而愆义，亦虽爱而必捐。”盖言文章之士，极其心之所得，常恐古人先我而有是言；苟果与古人同，便为伤廉愆义，虽可爱之甚，必割之也。韩退之曰：“惟古於文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剿袭。”亦此意也。立言之士，以意为宗，盖与辞章家流不同科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宇宙辽扩，故籍纷揉，安能必其所言古人皆未言邪？此无伤者一也。人心又有不同，如其面焉。苟无意而偶同，则其委折轻重，必有不尽同者，人自得而辨之。此无伤者二也。著书宗旨无多，其言则万千而未有已也，偶与古人相同，不过一二，所不同者，足以概其偶同。此无伤者三也。吾见今之立言者，本无所谓宗旨，引古人言而申明之，申明之旨，则皆古人所已具也。虽然，此则才弱者之所为，人一望而知之，终归覆瓿，於事固无所伤也。乃有黠者，易古人之貌，而袭其意焉。同时之人有创论者，申其意而讳所自焉。或闻人言其所得，未笔於书，而遽窃其意以为己有；他日其人自著为书，乃反出其後焉。且其私智小慧，足以弥缝其隙，使人瞢然莫辨其底蕴焉。自非为所窃者觌面质之，且穷其所未至，其欺未易败也。又或同其道者，亦尝究心反覆，勘其本末，其隐始可攻也。然而盗名欺世，已非一日之厉矣。而当时之人，且曰某甲之学，不下某氏，某甲之业，胜某氏焉。故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

　　 万世取信者，夫子一人而已。夫子之言不一端，而贤者各得其所长，不肖者各误於所似。“诲人不倦”，非渎蒙也。“予欲无言”，非绝教也。“好古敏求”，非务博也。“一以贯之”，非遗物也。盖一言而可以无所不包，虽夫子之圣，亦不能也。得其一言，不求是而求似，贤与不肖，存乎其人，夫子之所无如何也。孟子善学孔子者也。夫子言仁知，而孟子言仁义，夫子为东周，而孟子王齐、梁；夫子“信而好古”，孟子乃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而求孔子者，必自孟子也。故得其是者，不求似也。求得似者，必非其是者也。然而天下之误於其似者，皆曰吾得其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