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党祸廿人流血
话说当时朝廷既宣布中立，就颁行各省筹备防务，要守严正中立，免为日俄借口。一来防各省内乱，乘机泄发，二来又防两国交战，必有一败，也防败兵阑人中立之境。因此之故，直隶一省是个紧要的去处。因直隶与奉天本属毗连的地方，那一国败时，最易阑入的。恰袁世凯正任北洋直隶总督，这个严守中立的责任，正在他身上，比别省督抚更自不同。那袁世凯一面人京，与军机中人计议，又经召见过，由朝廷询问中立政策。袁世凯早把胸中算定的，奏对过了，然后回任办事。还幸当时已练成新军洋操队，足有四镇之多，计不下四万余人，都是参仿德国与日本的陆军制度练成的，又经聘任日本军官做顾问，训练了多年，尽堪保卫地方，不似从前军队的腐败习气。
故袁世凯当这个时候，自信“中立”两个字，可筹办得来；又因早上已忖知日俄交涉，必至决裂，就请朝廷先照会日俄两国公使，自称日俄若有战事，己国必守严正中立。但从那处地方驻守，总要划清那一处是交战地，那一处是中立地，才有把握。
因此次中国中立，与别国中立不同，在别国中立，只不要兴兵助战，又不要把军火暗中输给那交战国，便是完全中立。惟中国与日俄战争实有关系，那交战地既在东三省，本是中国的辖土。论起别国在己国交战，本是千古罕有的，且交战地与直隶相邻，稍一不慎，怕容易把中立破坏了。故划清战地，实是少不得的。自袁世凯发出这个议论，政府中人皆以为然，所以先分定辽河为界，辽河以东是交战地，辽河以西是中立地，早已分得清楚。
袁世凯便令提督马玉昆领本部人马，出镇沈阳，又令统制段祺瑞在本镇抽调十营，驻扎锦州，又令统制张怀芝在本镇抽调数营，同往锦州助守。一面又令马玉昆，分兵驻守热河。以上各路，都与战地相邻的，先发重兵驻守，以免败兵阑人。又令二三四各镇新军管带官，各在本镇抽调数营，帮守榆关、朝阳两处。计自沈阳、榆关、热河、朝阳各路防兵，都归马玉昆节制。因当时马玉昆系直隶本省提督，且称为淮军的宿将，自改练新军之后，他部下已尽改了洋操，在中国里头，算是能战的。故上年朝廷加恩赏他一件黄马褂，并加他一个太子少保的官衔。有这个名位，自然由他节制各路。况他又在直隶多年，地势既熟，是以袁世凯用着他。又忖自甲午庚子之后，各军营都畏忌洋人的厉害，恐这会中立，稍有畏怯，即不能严正紧守。
马玉昆得了袁世凯之令，领兵去了。余外发出关外驻守的，都陆续先行出发。袁世凯又令统制官王仕珍，将本镇人马，一半驻守保定，一半调出天津驻守。时提督姜桂题方驻军南苑，袁世凯更令他抽调数营，前来助守保定。若都统凤山，也令他助守天津。更令道员赵秉钧督令警兵在天津缜密巡逻，亦令段芝贵统率警兵，巡守保定。其余各镇协统管带官，或二三营，或四五营不等，都分头派差。如河间、宛平、栾州、西河及通州、开平等处，都分兵驻守。又恐日俄战后，两国水师不知谁胜谁负，或有战败的战船逃至，故又令北洋各水师将官，将北洋所有巡舰、炮舰、水雷，都次第召集，分头在烟台、大沽、秦皇岛等处防守。
自各处调派停妥，所有值差将官，都先后到袁世凯处领过军令，各自开差而去。果然将直隶那几镇新练的陆军分发清楚，各路搭配完全，自京中、南苑、通州，以至直隶全省，都把兵马布得铁桶相似。去后，袁世凯才把所有办理中立、派驻各路防守情形，详奏朝里。清廷见得袁世凯这会调度很有方法，也十分嘉许。一面降旨褒赞袁世凯，并着袁世凯随时留心督率各路，不在话下。
单说袁世凯自办理中立军，将各镇分驻妥当之后，京中皆以袁世凯有才，调动很有法度。惟是有些权贵，见外自榆关，内至南苑，皆是袁世凯兵权所及，且一旦有事，转手间即调动如意，无不得宜，因此也不免有些猜忌，自不消说。
果然经过日俄战争，陆路如锦州、沈阳一带，从不曾有败兵阑人。水路虽有俄国败走的炮舰水雷，逃入秦皇岛地方，倒被北洋水师留下。所以，附近辽西地方，俄国屡思破坏中立，倒无从入手。当时中外人士也赞颂中国中立十分严正。这都是袁世凯的功劳。所以事后论功，自然以袁世凯居首，就赏他一个太子少保的官衔。自此有些权贵更为不服，每欲分袁世凯的兵权。那袁世凯也听得这点风声，益发收罗物望。但当时自荣禄没后，早是庆王当国，所以文武大小各权限，都在庆王手上。
袁世凯细想自己官高权重，处着这个地位，实不得不小心。
故一面寻个机会，要交欢庆王。恰有一位姓杨的唤做仕骧，向在庆王之府里，十分信任，那时正放了直隶道员。那袁世凯一来见杨仕骧办事有点才干，就奏保他升任了臬司。即由他介绍，结交了庆王，投拜在他门下。那庆王虽居大位，惟是以懿亲见用，并无才干，只如木偶。因见袁世凯有点才干，又反喜欢得袁世凯在自己门下，凡事有个倚赖，因此也与袁世凯十分相得。
袁氏更借庆王的势力，行自己的权势，任是京中权贵怎样猜疑，也奈何袁世凯不得。
光阴荏苒，又过年余。自袁世凯有了权势，那时一般国民，凡有点思想的，都望袁世凯有什么改革举动，因他自巴结上庆王之后，一力收揽人才，又攘夺权势。最近如开平矿，也令张翼与英人构讼，争回自己手上管理，其余电报局，亦收回在自己手上。至于官商合办的招商局，那总局本在上海地方的，他亦要争回，作自己权限所及。此外无论什么事，凡有一点有用的，也要归北洋管辖。
这些举动，官场中自然侧目。惟在国民眼中看来，反疑他一味揽权，定有个用意。及见他依附了庆王，并无替国民营求幸福的思想。他除了自己争权固位之外，也无他事，倒不免把一片希望袁世凯的，也心灰意冷。那些党人，自不免要谋个反动起来，要对付袁世凯那人。那时先有一人，姓张名惠的，也与一友唤做郖重光，却同在北洋一间学堂肄业，数年来都是同心同志。那张惠向来亦只是一个愚直的人，自看了几家报纸，又被中外风潮激刺了，就把脑筋移转来，天天说政府里头于政治是不能改良的，就立意要谋起事，恰与郖重光又同一样志气。
故在学堂里，不过三两年间，就辞了出来，天天只与秘密党来往。
那一日，张惠却寻郖重光说道：“当初只道那袁总督将有一番举动，今他只知道自己争权争势，只替朝廷练好几镇兵，好保全家产，至若是国民权利，同胞幸福，也总不计了。我们不对付了他，只留多几个民贼罢了。不知足下尊意若何？”郖重光道：“足下说的很是。但单是对付了那袁氏一人，究竟没什么好处；若对付了他，能乘机干一件大事出来还好。”张惠道：“不差，现在东洋那里也有几人，回来是要谋此事的，我们益发与他同谋罢。”榻重光道：“这怕还要三思。因北洋是陆军菁华所聚的，怕这边起事后，不多时也大兵云集了。这时却不能不解散，还恐一身难保，似属无益。”
张惠道：“然则足下直是一个畏死的人了 ！”郖重光道：“足下不是这样说，弟并非畏死，只是死也要死得值。若明知干不来，必从这里做去，小弟却不放心。在小弟之意，不过筹个长策，并不是要阻挠足下。足下休要误会才好。”张惠道：“老兄是谨慎一点，推据你又有什么高见，不妨直说。”郖重光道：“现在军队里头，还有几个是小弟相识的，日来已向他运动运动，欲行宋太祖黄袍加身的故事，逼起袁总督来干这件事。你道好不好呢？”张惠道：“这个计算，若能做得来，自是上上的好计，因袁督有偌大兵权，他的部下，又最服他的，一旦号令起来，没有不从的，只怕不容易干得。依弟愚见，做事总要缜密些，因运动军界里头，只怕中途反侮，要倒转了枪头，要将我们拿捕，实不可不防。”郖重光道：“这个何消说得，待弟慢慢见过几个同志，商量商量，看可行不可行，然后打算。”张惠答声：“是。”自此两人也分头秘密运动。
恰那时东洋有十数学生回来，亦谋干此事的。故天津一带，也天天有党人密议。因此，风声传出实不好听，都道有党人在直隶、北京，要谋起事。这点风声传到袁世凯耳朵里，也不大以为然，倒当属下各员打草惊蛇，不免捕风捉影。但见人言啧啧，先后到辕禀报的已有数人，也不能置之不理。便扎下天津警局及各武弁一体严防。那时北京里头，亦有点风声不好，也纷纷派员访察。因此，自北京以至津沽，都四派侦探，凡往来轮船及客寓，都不时查搜，更防有军火运人。便是起货物时，也认真检验。故弄得天津一带，倒人心惶惶。
那时党人见风声已泄，已知道事有不妙。惟幸并无军火运到，以为无什么凭据，故仍自安心。惟是那些侦探员却管不得许多，凡是形迹可疑的，倒要拘去。至于并无事业，只三群五队不时在旅邸出进的，也要拘拿，以为纵使错拿了人，也没甚么罪过，正要多拿些人，好博得成谳，便是大大的功劳。所以在天津地方，见张惠等一干人，倒穿着学堂装束，早已疑他是个党人，故一举一动，也觑着他。更有从前与他同学的，那时已在政界里头，早知道张惠的志气，因更见他不时秘密聚会，就思疑起来，竟把张惠等二十余人一并拘去了。正是：莫道血红能染顶，不分皂白也拘人。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