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二十四卷，齐大夫管夷吾撰，夷吾字仲。其书经刘向所定，凡九十六篇，今亡十篇。自《牧民》至《幼官图》九篇为《经言》，《五辅》至《兵法》八篇为《外言》，《大匡》至《戒》九篇为《内言》，《地图》至《九变》十八篇为《短语》，《任法》至《内业》五篇为《区言》，《封禅》至《问霸》十三篇为《杂篇》，《牧民解》至《明法解》五篇为《管子解》，《臣乘马》至《轻重庚》十九篇为《管子轻重》。予家又亡《言昭》、《修身》、《问霸》、《牧民解》、《轻重庚》五篇，止八十一篇。题云“唐司空房玄龄注”，或云非也，尹知章注。是书非仲自著也。其中有绝似《曲礼》者，有近似老庄者，有论伯术而极精微者，或小智自私而其言至卑汙者。疑战国时人采掇仲之言行，附以他书成之。不然，“毛嫱西施”，“吴王好剑”，“威公之死，五公子之乱”，事皆出仲后，不应豫载之也。朱子谓仲任齐国之政，又有“三归”之溺，奚暇著书？其说是矣。先儒之是仲者，称其谨政令，通商贾，均力役，尽地利，既为富强，又颇以礼义廉耻化其国裕如，（潇雨按：张舜徽选编《文献学论著辑要》本作“余如”，属下句。）《心术》、《白心》之篇，亦尝侧闻正心诚意之道，其能一匡天下，致君为五伯之盛，宜矣！其非仲者，谓先王之制，其盛极于周，后稷、公刘、大王、王季、文、武、成、康、周公之所以制周者，非一人之力，一日之勤，经营之难，积累之素，况又有出于唐、虞、夏、商之旧者矣，及其衰也，而仲悉坏之，何仲之不仁也！呜呼！非之者固失，而是之者亦未为得也。何也？仲之任术立伯，假义济欲，纵其致富强，而汲汲功利，礼物俱丧，其果有闻正心诚意之道乎？周自平王东迁，诸侯僭王，大夫僭诸侯，文、武、成、康、周公之法，一切尽坏，列国尽然，非止仲一人而已也。然则仲何如人？曰：人也，功首而罪魁者也。曰：齐之申、韩、鞅、斯之列，亦有间乎？曰：申、韩、鞅、斯刻矣，而仲不至是也，原其作俑之意，仲亦乌得无罪焉？薄乎云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