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行在诏旨，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从外人之请也。瞿鸿机遂为外务部尚书。外部沿总署之旧，故有督办大臣、会办大臣，尚书仍兼会办大臣，骈枝已可笑矣。岁壬寅，那桐忽以户部侍郎授外务部尚书，列鸿礻几上。那桐旋授大学士，仍为会办大臣。当时骤增一尚书，旋骤减一尚书，皆不见明旨，以一部长官之制，率意增减，此所以为亡清之政也。

　　外务部督办大臣为庆亲王奕，瞿鸿礻几虽为尚书，而遇事须请命于庆王。那桐虽以大学士为会办，而权力下于鸿礻几，则以鸿礻在枢府也。唐绍仪为侍郎，为庆王所倚任，权力远在那桐上。鸿礻几罢去，袁项城以枢臣兼尚书，那桐但画诺而已。项城罢去，梁敦彦继为尚书，而那桐入枢府，仍兼会办。敦彦以资望最浅之员，部事必须请命于庆王。又不在枢府，不得常见，权力乃集于那桐。邹嘉来、曹汝霖日趋走于庆、那之间请所向，敦彦仅备员而已，恒自称为“一品翻译”也。比与日本订《会宁铁路条约》，极丧利权，那桐纳汝霖等之言，遽允其议。敦彦极弗善也，那桐已面允之，使敦彦以尚书名义签押。吉抚陈昭常屡电力争，那桐深恨之，约终不可改。舆论集矢敦彦。嘉来又亟欲得尚书，敦彦乃乞休，而嘉来代为尚书，汝霖为侍郎。汝霖厚自结于那桐，而嘉来俯仰其间，一如敦彦之当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