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英，于道光壬寅癸卯甲辰间，倚畀最重之人也。初为广州将军，继任两江总督，复为两广总督，又晋擢大学士。主眷之隆，一时罕匹。然而白门订约，一任朴鼎查之挟持，无纤悉磋磨之可望。及办广州善后事宜，又畏英人如虎。设无粤民义愤，以左右其间，又将任英人入城，致省垣几为其所踞。至咸丰初，追责其自外生成，畏葸无能，抑民奉敌，罔顾国家之状，贬为员外郎。

　　 耆英之不礼于英使也，当时但言其与英人有隙。然究其不礼之由，盖因任两广总督时，曾奏告宣宗，谓外人只可计诱，是以用温言抚慰之。且其中，又有藐视英人语。及耆英抵津门，英法之译人，以此等奏章予耆英视之。耆英自觉无颜，乃退而思避。甫至通州，朝命适下，着其仍留天津，自行酌办。耆英不再折回，径由通州入都矣。

　　 既入都，旋以书告僧格林沁，谓某日可抵军营。时惠亲王绵愉，方自僧营归，途次，接僧格林沁遣弁送耆英书至，阅之，大惊。谓大沽之事，并未办有端绪，辄敢藉词卸肩。且未奏特旨，先擅自回京，大违臣节。遂以状闻。文宗鉴其前后居心，如出一辙，因数其积稔而置之法。天下后世，亦莫不詈其罪之魁，而恨其死之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