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二十五
子路篇
子路问政章
问：「『先之，劳之』，『劳』字既有两音，有两说否？」曰：「劳之以身，勤之以事，亦须是自家吃些辛苦，方能令得他。诗所谓『星言夙驾，说于桑田』。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必是自耐劳苦，方能说得人。欲民之亲其亲，我必先之以孝；欲民之事其长，我必先之以弟。子路请益，圣人告之『无倦』。盖劳苦亦人之难事，故以『无倦』勉之。」
问：「『劳之』恐是以言语劝勉他？」曰：「如此说，不尽得为政之理。若以言语劝勉它，亦不甚要紧，亦是浅近事。圣人自不用说，亦不见得无倦底意。劳是勤于事，勤于事时，便有倦底意，所以教它劳。东坡下『行』字与『事』字，最好。」或问：「『爱之能勿劳乎』，有两个劳字？」曰：「这个『劳』，是使它劳。」谦之。
文振问：「注云：『凡民之事，以身先之，则虽劳不怨。』如何？」曰：「凡是以劳苦之事役使人，自家须一面与它做，方可率得它。如劝课农桑等事，也须是自家不惮勤劳，亲履畎亩，广录作「循行阡陌」。与他勾当，方得。」集注。
问：「苏说『劳』字未甚明。」曰：「先，是率他；劳，是为他勤劳。」
问：「『先之，劳之』，诸说孰长？」曰：「横渠云。『必身为之倡，且不爱其劳，而又益之以不倦。』此说好。」又问：「以身为之倡者果劳乎？」曰：「非是之谓也。既以身为之倡，又更不爱其劳，而终之以无倦，此是三节事。」集义。
仲弓为季氏宰章
潘立之问「先有司」。曰：「凡为政，随其大小，各自有有司。须先责他理会，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钱谷之事，其出入盈缩之数，须是教它自逐一具来，自家方可考其虚实之成。且如今做太守，人皆以为不可使吏人批朱。某看来，不批不得。如词诉反复，或经已断，或彼处未结绝，或见在催追，他埋头又来下状；这若不批出，自家如何与它判得？只是要防其弊。若既如此后，或有人词诉，或自点检一两项，有批得不实，即须痛治，以防其弊。」
问：「程子曰：『便见仲弓与圣人用心之大小。推此义，一心可以兴邦，一心可以丧邦，只在公私之间。』所谓公私者，岂非仲弓必欲人材皆由己举，圣人则使人各得而举之否？」曰：「仲弓只是见不到。纔见不到，便陷于私。学者见程子说『兴邦、丧邦』，说得甚险，故多疑于此，然程子亦曰推其义尔。」集注。
问：「程子谓：『观仲弓与圣人，便见其用心之小大。』以此知『乐取诸人以为善』，所以为舜之圣，而凡事必欲出乎己者，真成小人之私矣。」曰：「于此可见圣贤用心之大小。仲弓只缘见识未极其开阔，故如此。人之心量本自大，缘私故小。蔽固之极，则可以丧邦矣。」
问：「『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各是一事。苏氏杨氏乃相须而言之。」曰：「论语中有一二处，如『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虽各是一事，然有相须之理。」集义。
子路曰卫君待子章
亚夫问「卫君待子为政」章。曰：「其初只是一个『名不正』，便事事都做不得。『礼乐不兴，刑罚不中』，便是个大底『事不成』。」问：「『礼乐不兴』，疑在『刑罚不中』之后，今何故却云礼乐不兴而后刑罚不中？」曰：「礼之所去，刑之所取。礼乐既不兴，则刑罚宜其不中。」又曰：「礼是有序，乐是和乐。既事不成，如何得有礼乐耶？」
文振问：「何以谓之『事不成则礼乐不兴』？」曰：「『事不成』，以事言；『礼乐不兴』，以理言。盖事不成，则事上都无道理了，说甚礼乐！」亚夫问：「此是礼乐之实，还是礼乐之文？」曰：「实与文原相离不得。譬如影便有形，要离那形说影不得。」
「事不成」，是粗说那事做不成。「礼乐不兴」，是和这理也没了。事，只是说他做出底；礼乐，却是那事底理。礼乐只是一件物事。安顿得齐齐整整，有次序，便是礼；无那乖争底意思，便是乐。
或问：「如何是事不成后礼乐便不兴？礼乐不兴后却如何便刑罚不中？」曰：「大凡事须要节之以礼，和之以乐。事若不成，则礼乐无安顿处。礼乐不兴，则无序不和。如此，则用刑罚者安得不颠倒错乱？诸家说各有所长，可会而观之。」
杨问：「注谓：『言不顺，则无以考实而事不成。』此句未晓。」曰：「实，即事也。」又问：「言与事，似乎不相涉。」曰：「如何是不相涉？如一人被火，急讨水来救始得，却教它讨火来，此便是『言不顺』，如何济得事。又如人捉贼，走东去，合从东去捉，却教它走从西去，如何捉得。皆言不顺做事不成。若就卫论之，辄，子也，蒯聩是父。今也，以兵拒父，是以父为贼，多少不顺！其何以为国，何以临民？事既不成，则颠沛乖乱，礼乐如何会兴，刑罚如何会中？明道所谓『一事苟，其余皆苟』，正谓此也。」又问：「子路之死于卫，其义如何？」曰：「子路只见得下一截道理，不见上一截道理。孔悝之事，它知道是『食焉不避其难』，却不知食出公之食为不义。东坡尝论及此。」问：「如此，是它当初仕卫便不是？」曰：「然。」集注。总论。
问：「卫君欲召孔子为政，而孔子欲先正名。孔子既为之臣，复欲去出公，亦岂人情？」曰：「惟孔子而后可。」问：「灵公既逐蒯聩，公子郢辞不立，卫人立辄以拒蒯聩。论理，辄合下便不当立，不待拒蒯聩而后为不当立也。」曰：「固是。辄既立，蒯聩来争必矣。」
「『必也正名乎』！孔子若仕卫，必先正其君臣父子之名。如蒯聩不当立，辄亦不当立，当去辄而别立君以拒蒯聩。晋赵鞅欲立蒯聩。圣人出时，必须大与他剖判一番，教它知个是与不是。」亚夫问：「论道理，固是去辄，使国人自拒蒯聩。以事情论之，晋人正主蒯聩，势足以压卫，圣人如何请于天子，请于方伯？天子既自不奈何，方伯又是晋自做，如何得？」曰：「道理自是合如此了。圣人出来，须自能使晋不为蒯聩。」贺孙因问：「如请讨陈常之事，也只是据道理，不论事情。」曰：「如这一两件大事，可惜圣人做不透。若做得透，使三纲五常既坏而复兴，千条万目自此而更新。圣人年七八十岁，拳拳之心，终做不成。」
吴伯英问：「若使夫子为卫政，不知果能使出公出从蒯聩否？」曰：「圣人行事，只问义之合与不合，不问其能与不能也。若使每事只管计较其能与不能，则岂不惑于常情利害之私乎？此在学者尤宜用力，而况圣人乎！」
问：「夫子得政于卫，须有所废立否？」曰：「亦只是说与他，令自为去就，亦难为迫逐之。」
胡文定说辄事，极看得好。
问：「胡氏之说，只是论孔子为政正名，事理合如此。设若卫君用孔子，孔子既为之臣而为政，则此说亦可通否？」曰：「圣人必不肯北面无父之人。若辄有意改过迁善，则孔子须先与断约，如此方与他做。以姚崇犹先以十事与明皇约，然后为之相，而况孔子乎！若辄不能然，则孔子决不为之臣矣。」
问：「胡氏云云。使孔子得政，则是出公用之也，如何做得此等事？」曰：「据事理言之，合当如此做耳。使孔子仕卫，亦必以此事告之出公。若其不听，则去之耳。」
「蒯聩与辄，若有一人识道理，各相避就去了。今蒯聩欲入卫，辄不动，则所以处其事者当如何？后世议者皆以为当立郢，不知郢不肯做。郢之不立，盖知其必有纷争也。若使夫子为政，则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拔郢而立之，斯为得正。然夫子固不欲与其事也。」或谓：「春秋书『晋赵鞅纳世子蒯聩于戚』。称『世子』者，谓其当立。」曰：「若不如此书，当如何书之？说春秋者多穿凿，往往类此。」
叔器问：「子郢不肯立，也似不是。」曰：「只立辄时，只是蒯聩一个来争。若立它时，则又添一个来争，愈见事多。人以千乘之国让之而不肯受，它毕竟是看得来惹手难做后，不敢做。」
樊迟请学稼章
樊迟学稼，当时须自有一种说话，如有为神农之言许行『君民并耕』之说之类。炎。
诵诗三百章
亚夫问：「『诵诗三百』，何以见其必达于政？」曰：「其中所载可见。如小夫贱隶闾党之间，至鄙俚之事，君子平日耳目所不曾闻见者，其情状皆可因此而知之。而圣人所以修德于己，施于事业者，莫不悉备。于其间所载之美恶，读诵而讽咏之，如是而为善，如是而为恶；吾之所以自修于身者，如是是合做底事，如是是不合做底事。待得施以治人，如是而当赏，如是而当罚，莫不备见，如何于政不达。若读诗而不达于政，则是不曾读也。」又问：「如何使于四方必能专对？」曰：「于诗有得，必是于应对言语之间，委曲和平。」
子谓卫公子荆章
问：「『公子荆善居室』，也无甚高处，圣人称善，何也？」曰：「公子荆所为正合道理恰好处。常人为屋室，不是极其华丽，则墙崩壁倒，全不理会。子荆自合而完，完而美，循循有序，而又皆曰苟而已，初不以此累其心。在圣人德盛，此等事皆能化了，不足言。在公子荆能如此，故圣人称之。」谦之。时举录小异。
问：「卫公子荆，夫子止称其居室之善，如何？」曰：「此亦姑举其一事之善而称之，又安知其它无所长乎？」
子适卫章
宜久说『子适卫』一章。先生因言：「古者教人有礼乐，动容周旋，皆要合他节奏，使性急底要快也不得，性宽底要慢也不得，所以养得人情性。如今教人既无礼乐，只得把两册文字教他读。然而今未论人会学，吃紧自无人会教。所以明道欲得招致天下名儒，使讲明教人之方，选其德行最高者，留以为大学师，却以次分布天下，令教学者。须是如此，然后学校方成次第也。」
衣食不足，则不暇治礼义；而饱暖无教，则又近于禽兽，故既富而教之。
苟有用我章
立之说『苟有用我者』一章。曰：「圣人为政，一年之间，想见以前不好底事都革得尽。到三年，便财足兵强，教行民服。」
「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圣人做时，须一切将许多不好底撤换了，方做自家底。所以伊川云，纪纲布置，必三年方可有成也。
善人为邦章
安卿问：「集注云：『民化于善，可以不用刑杀。』恐善人只是使风俗醇朴。若化于善，恐是圣君之事？」曰：「大概论功效是如此。其深浅在人，不必恁地粘皮着骨去说。不成说圣人便得如此，善人便不得如此！不必恁地分别。善人是他做百年工夫，积累到此，自是能使人兴善，人自是不陷于刑辟。如文景恁地，后来海内富庶，岂不是『胜残去杀』。如汉循吏，许多人才循良，也便有效。如陈太丘卓茂鲁恭只是县令，也能如此。不成说你便不是圣人，如何做得这个！只看他功效处，又何必较量道圣人之效是如此，善人之效是如彼？圣人比善人自是不同。且如『绥之斯来，动之斯和』；『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善人定是未能到这田地。但是有这般见识，有这般心胸，积累做将去，亦须有效。且如而今宽刑薄赋，民亦自能兴起而不陷于刑。圣人论功效亦是大概如此。只思量他所以致此效处如何便了，何必较他优劣。便理会得，也无甚切己处。」
问：「『善人为邦百年』，又『教民七年』，又『必世后仁』，与『可也，三年有成』之义，如何？」曰：「此须有圣人作用，方得如此。今大概亦自可见。惟明道文集中一策答得甚详，与今人答策专是谩策题者甚别。试读之，可见。」
如有王者章
或问：「『三年有成』，『必世后仁』，迟速不同，何也？」曰：「伊川曰：『三年，谓法度纪纲有成而化行也。』渐民以仁，摩民以义，使之浃于肌肤，沦于骨髓，天下变化，风移俗易，民归于仁，而礼乐可兴，所谓仁也。此非积久，何以能致？」又曰：「自一身之仁而言之，这个道理浸灌透彻；自天下言之，举一世之仁，皆是这个道理浸灌透彻。」
苟正其身章
问：「范氏以先正其身，为王者以德行仁之事；不能正其身而正人，为以力假仁之事。」曰：「王者霸者，只是指王霸之道。范氏之说，缓而不切。」
定公问一言兴邦章
圣人说话，无不子细，磨棱合缝，盛水不漏。如说「以德报怨」，如说「一言兴邦」。其它人便只说「予无乐乎为君，惟其言而莫予违也」，便可以丧邦，只此一句便了。圣人则须是恁地子细说，方休。如孟子说得便粗，如「今之乐犹古之乐」，大王公刘好色好货之类。故横渠说：「孟子比圣人自是粗。颜子所以未到圣人，亦只是心尚粗。」
叶公问政章
曾问：「『近者悦，远者来。』夫子答叶公之问政者，专言其效，与答季康子子夏等不同，如何？」曰：「此须有施为之次第。叶公老成，必能晓解也。」
近者悦而远者来，则大小强弱，非所论矣。
樊迟问仁章
孔门教人，多以数语能使人自存其心。如「居处恭」，纔恭，则心不放也。如此之类。
问「虽之夷狄不可弃」。曰：「上三句散着，下一句方●得紧。」谦之。
亚夫问：「如何『虽之夷狄不可弃』？」曰：「『道不可须臾离，可离非道。』须是无间断方得。若有间断，此心便死了。在中国是这个道理，在夷狄也只是这个道理。」子善云：「若『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时，私心更无着处。」曰：「若无私心，当体便是道理。」南升。
或问：「『樊迟问仁』一段，圣人以是告之，不知樊迟果能尽此否？」曰：「此段须反求诸己，方有工夫。若去樊迟身上讨，则与我不相干矣。必当思之曰，居处恭乎？执事敬乎？与人忠乎？不必求诸樊迟能尽此与否也。又须思『居处恭』时如何，不恭时如何；『执事敬』时如何，不敬时如何；『与人忠』时如何，不忠时如何，方知须用恭敬与忠也。今人处于中国，饱食暖衣，未至于夷狄，犹且与之相忘，而不知其不可弃，而况之夷狄，临之以白刃，而能不自弃者乎！」履孙。
大凡读书，须是要自家日用躬行处着力，方可。且如「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与那「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此二事须是日日粘放心头，不可有些亏欠处。此最是为人日下急切处，切宜体之！椿。
亚夫问「居处恭，执事敬」一章。曰：「这个道理，须要到处皆在，使生意无少间断，方好。譬之木然，一枝一叶，无非生意。才有一毫间断，便枝叶有不茂处。」时举云：「看来此三句，动静出处，待人接物，无所不该，便私意自无容处。」因兼「仲弓问仁」一章说曰：「大抵学问只要得个门户子入。若入得门了，便只要理会个仁。其初入底门户，不必只说道如何如何。若纔得个门户子入，须便要入去。若只在外面说道如何，也不济事。」
或问：「胡氏谓：『樊迟问仁者三：此最先，「先难」次之，「爱人」其最后乎！』何以知其然？」曰：「虽无明证，看得来是如此。若未尝告之以恭敬忠之说，则所谓『先难』者，将从何下手？至于『爱人』，则又以发于外者言之矣。」
子贡问士章
问：「『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两句似不连缀。恐是『行己有耻』，则足以成其身；推是心以及职分，则『不辱君命』，又可以成其职分之所当为。」曰：「『行己有耻』，则不辱其身；『使于四方』，能尽其职，则『不辱君命』。」
「宗族称孝，乡党称弟」，是能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广其固有之良心。
文振举程子曰：「子贡欲为皎皎之行闻于人者，夫子告之皆笃实自得之事。」谓子贡发问节次正如此。曰：「子贡平日虽有此意思，然这一章却是他大段平实了。盖渠见『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是些小事，故又问其次。至『宗族称孝，乡党称弟』，他亦未敢自信，故又问其次。凡此节次，皆是他要放平实去做工夫，故每问皆下。到下面问『今之从政者何如』，却是问错了。圣人便云『何足算也』，乃是为他截断了也。此处更宜细看。」
子贡问士，都是退后说。子贡看见都不是易事，又问其次。子贡是着实见得那说底也难，故所以再问其次。这便是伊川所谓「子贡欲为皎皎之行，夫子告之皆笃实自得之事」底意。
或说某人可奉使。云：「子贡问士，孔子告之云云。伊川云『笃实自得之事』。谓如有耻不辱，其次常行，又其次虽小人亦可，只是退步意思。如『使乎使乎』意，则是深厚足有为者。又如行三军，『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此八字极有意。然言之谦谦气象，正如出军之『忧心悄悄』也。若轩然自表于众人之上，安可为将！如孔明用兵如此，然未尝谓精。又如曹公赏谏乌桓者。至如徐禧云『左萦右拂，直前刺之，一步三人』，则其死可见矣。狄青杀伐，败之而已。『至于太原』，出境而止。段颖则不然。」
不得中行而与之章
狂者，知之过；狷者，行之
问「不得中行而与之」一段。曰：「谨厚者虽是好人，无益于事，故有取于狂狷。然狂狷者又各堕于一偏。中道之人，有狂者之志，而所为精密；有狷者之节，又不至于过激；此极难得。」
人须是气魄大，刚健有立底人，方做得事成。而今见面前人都恁地衰，做善都做不力；便做恶，也做不得那大恶，所以事事不成。故孔子叹「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人须有些狂狷，方可望。
圣人不得中行而与之，必求狂狷者，以狂狷者尚可为。若乡原，则无说矣。今之人，纔说这人不识时之类，便须有些好处；纔说这人圆熟识体之类，便无可观矣。杨。
问「狂狷」集注，云：「善人胡为亦不及狷者？」曰：「善人只循循自守，据见定，不会勇猛精进；循规蹈矩则有余，责之以任道则不足。淳录下云：「故无可望。」狷者虽非中道，然这般人终是有筋骨。淳录作「骨肋」。其志孤介，知善之可为而为之，知不善之不可为而不为，直是有节操。狂者志气激昂。圣人本欲得中道而与之，晚年磨来磨去，难得这般恰好底人，如狂狷，尚可因其有为之资，裁而归之中道。道夫录云：「得圣人裁抑之，则狂者不狂，狷者不狷矣。」淳录云：「末年无柰何，方思得此等人，可见道之穷矣。问：『何谓狷？』曰：『介然有守也。』」且如孔门只一个颜子如此纯粹。道夫录作：「合下天资纯粹。」到曾子，道夫录有「气质」字。便过于刚，与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横流，若不是刚介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汉文帝谓之善人，武帝却有狂气象。陆子静省试策：『世谓文帝过武帝，愚谓武帝胜文帝。』其论虽偏，容有此理。文帝天资虽美，然止此而已。道夫录云：「若责之以行圣人之道，则必不能，盖他自安于此。观其言曰：『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行也。』」武帝多有病痛，然天资高，足以有为。使合下得真儒辅佐它，岂不大可观！惜乎辅非其人，不能胜其多欲之私，做从那边去了。末年天下虚耗，其去亡秦无几。然它自追悔，亦其天资高也。如与卫青言：『若后世又为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太子厚重好静，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见得它知过处。胡氏谓：『武帝能以仲舒为相，汲黯为御史大夫，岂不善乎？』」道夫录、淳录同。
南人有言章
问「不占而已矣」。曰：「如只是不读书之意。」
或问「或承之羞」。曰：「承，如奉承之『承』，如人送羞辱与之也。」
君子和而不同章
问：「诸说皆以『和』如『和羹』为义，如何？」曰：「不必专指对人说。只君子平常自处亦自和，自然不同。大抵君子小人只在公私之间。淳录云：「君子小人只是这一个事，而心有公私不同。孔子论君子小人，皆然。」和是公底同，同是私底和。如『周而不比』，亦然。周是公底比，比是私底周，同一事而有公私。五峰云：『天理人欲，同体异用，同行异情。』以『同行异情』，却是。所谓同体者，却只是言同一事。但既犯了『体用』字，却成是体中亦有人欲。五峰只缘错认了性无善恶，便做出无限病痛。知言中节节如此。」
立之问：「『君子和而不同』，如温公与范蜀公议论不相下之类。不知『小人同而不和』，却如谁之类？」曰：「如吕吉甫王荆公是也。盖君子之心，是大家只理会这一个公当底道理，故常和而不可以苟同。小人是做个私意，故虽相与阿比，然两人相聚也便分个彼己了；故有些小利害，便至纷争而不和也。」
君子易事而难说章
问「君子易事而难说」。曰：「君子无许多劳攘，故易事。小人便爱些便宜，人便从那罅缝去取奉他，故易说。」
君子泰而不骄章
问「君子泰而不骄」。曰：「泰是从容自在底意思，骄便有私意。欺负他无，欺负他理会不得，是靠我这些子，皆骄之谓也。如汉高祖有个粗底泰而不骄。他虽如此胡乱骂人之属，却无许多私意。唐太宗好作聪明与人辩，便有骄底意思。」
刚毅木讷近仁章
问：「『刚毅木讷近仁』，刚与毅如何分别？」曰：「刚是体质坚强，如一个硬物一般，不软不屈；毅却是有奋发作兴底气象。」
仁之为物难说，只是个恻隐、羞恶未发处。这个物事，能为恻隐、羞恶，能为恭敬、是非。刚毅木讷，只是质朴厚重，守得此物，故曰「近仁」。震。
子路问士章
问「何如斯可谓之士」一段。曰：「圣人见子路有粗暴底气象，故告之以『切偲怡怡』。又恐子路一向和说去了，又告之以『朋友切切偲偲，兄弟则怡怡』。圣人之言是恁地密。」谦之。
问：「胡氏说：『切切，恳到也；偲偲，详勉也。』如何是恳到详勉意思？」曰：「古人多下联字去形容那事，亦难大段解说，想当时人必是晓得这般字。今人只是想象其声音，度其意是如此耳。『切切偲偲』，胡氏说为当。恳到，有苦切之意。然一向如此苦切，而无浸灌意思，亦不可。又须着详细相勉，方有相亲之意。」
问：「『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如何恰限七年？」曰：「如此等，他须有个分明界限。如古人谓『三十年制国用，则有九年之食』，至班固，则推得出那三十年果可以有九年食处。料得七年之类亦如此。」
问：「孔子云：『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晋文公自始入国至僖公二十七年，教民以信，以义，以礼，仅得四年，遂能一战而霸。此岂文公加善人一等也耶？」曰：「大抵霸者尚权谲，要功利，此与圣人教民不同。若圣人教民，则须是七年。」
问：「集注先只云：『教民者，教之孝悌忠信。』后又添入『务农讲武之法』。」曰：「古人政事，大率本末兼具。」因说，向来此间有盗贼之害，尝与储宰议起保伍，彼时也商量做一个计划。后来贼散，亦不成行。后来思之，若成行，亦有害。盖纔行此，便着教他习武事。然这里人已是杀人底，莫更教得他会越要杀人。如司马温公尝行保伍之法，春秋教习，以民为兵。后来所教之人归，更不去理会农务生事之属，只管在家作闹，要酒物吃，其害亦不浅。古人兵出于民，却是先教之以孝悌忠信，而后驱之于此，所以无后来之害。
以不教民战章
或疑：「『不教民战。』善人教民也七年，固是教之以孝悌忠信，不须兼战法而教之否？」曰：「然，战法自不用了。孔子却是为见春秋时忒会战，故特说用教之以孝悌忠信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