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朝四
自熙宁至靖康用人
问荆公得君之故。曰：「神宗聪明绝人，与群臣说话，往往领略不去；才与介甫说，便有『于吾言无所不说』底意思，所以君臣相得甚欢。向见何万一之少年时所著数论，其间有说云，本朝自李文靖公王文正公当国以来，庙论主于安静，凡有建明，便以生事归之，驯至后来天下弊事极多。此说甚好。且如仁宗朝是甚次第时节！国势却如此缓弱，事多不理。英宗即位，已自有性气要改作，但以圣躬多病，不久晏驾，所以当时谥之曰『英』。神宗继之，性气越紧，尤欲更新之。便是天下事难得恰好，却又撞着介甫出来承当，所以作坏得如此！」又曰：「介甫变法，固有以召乱。后来又却不别去整理，一向放倒，亦无缘治安。」儒用。以下荆公。
论王荆公遇神宗，可谓千载一时，惜乎渠学术不是，后来直坏到恁地。问：「荆公初起，便挟术数？为后来如此？」曰：「渠初来，只是要做事。到后面为人所攻，便无去就。不观荆公日录，无以知其本末。它直是强辩，邈视一世，如文潞公，更不敢出一语。」问：「温公所作如何？」曰：「渠亦只见荆公不是，便倒一边。如东坡当初议论，亦要变法，后来皆改了。」又问：「神宗元丰之政，又却不要荆公。」曰：「神宗尽得荆公许多伎俩，更何用他？到元丰间，事皆自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备左右趋承耳。」又问：「明道横渠初见时，皆许以峻用。后来乃如此，莫是荆公说已行，故然？」曰：「正如吾友适说徐子宜上殿极蒙褒奖，然事却不行。」曰：「设使横渠明道用于当时，神宗尽得其学，他日还自做否？」曰：「不然。使二先生得君，却自君心上为之，正要大家商量，以此为根本。君心既正，他日虽欲自为，亦不可。」又云：「富韩公召来，只是要去，语人云：『入见上，坐亦不定，岂能做事？』」某云：「韩公当仁庙再用时，与韩魏公在政府十余年，皆无所建明，不复如旧时。」曰：「此事看得极好，当记取。」又问：「使范文正公当此，定不肯回。」曰：「文正却不肯回，须更精密似前日。」
「荆公初作江东提刑，回来奏事，上万言书。其间一节云：『今之小官俸薄，不足以养廉，必当有以益之。然当今财用匮乏，而复为此论，人必以为不可行。然天下之财未尝不足，特不知生财之道，无善理财之人，故常患其不足。』神宗甚善其言。后来纔作参政第二日，便专措置理财，遍置回易库，以笼天下之利，谓周礼泉府之职正是如此。却不知周公之制，只为天下之货有不售，则商旅留滞而不能行，故以官钱买之，使后来有欲买者，官中却给与之，初未尝以此求利息也。」时举云：「『凡国之财用取具焉』，则是国家有大费用皆给于此，岂得谓之不取利耶？朝廷财用，但可支常费耳。设有变故之来，定无可以应之。」曰：「国家百年承平，其实规模未立，特幸其无事耳。若有大变，岂能支耶？神宗一日闻回易库零细卖甚果子之类，因云：『此非朝廷之体。』荆公乃曰：『国家创置有司，正欲领其繁细。若回易库中，虽一文之物，亦当不惮出纳，乃有司之职，非人君所当问。若人君问及此，则乃为繁碎而失体也。』其说甚高，故神宗信之。」
「新法之行，诸公实共谋之，虽明道先生不以为不是，盖那时也是合变时但后来人情汹汹，明道始劝之以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众议行之甚力，而诸公始退散。」道夫问：「新法之行，虽涂人皆知其有害，何故明道不以为非？」曰：「自是王氏行得来有害。若使明道为之，必不至恁地狼狈。」问：「若专用韩富，则事体如何？」曰：「二公也只守旧。」「专用温公如何？」曰：「他又别是一格。」又问：「若是二程出来担负，莫须别否？」曰：「若如明道，十事须还他全别，方得。只看他当时荐章，谓其『志节慷慨』云云，则明道岂是循常蹈故块然自守底人！」
吕氏家传载荆公当时与申公极相好，新法亦皆商量来，故行新法时，甚望申公相助。又用明道作条例司，皆是望诸贤之助，是时想见其意好。后来尽背了初意，所以诸贤尽不从。明道行状不载条例司事，此却好分明载其始末。
神宗尝问明道云：「王安石是圣人否？」明道曰：「『公孙硕肤，赤舄几几』，圣人气象如此。王安石一身尚不能治，何圣人为！」先生曰：「此言最说得荆公着。」
荆公德行，学则非。
先生论荆公之学所以差者，以其见道理不透彻。因云：「洞视千古，无有见道理不透彻，而所说所行不差者。但无力量做得来，半上落下底，则其害浅。如庸医不识病，只胡乱下那没紧要底药，便不至于杀人。若荆公辈，他硬见从那一边去，则如不识病证，而便下大黄、附子底药，便至于杀人！」
刘叔通言：「王介甫，其心本欲救民，后来弄坏者，乃过误致然。」曰：「不然。正如医者治病，其心岂不欲活人？却将砒礵与人吃。及病者死，却云我心本欲救其病，死非我之罪，可乎？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杀人，岂可谓非其罪？」
因语荆公，陆子静云：「他当时不合于法度上理会。」语之云：「法度如何不理会？只是他所理会非三代法度耳。」居甫问：「荆公节俭恬退，素行亦好。」曰：「他当时作此事，已不合中。如孔子于饮食衣服之间，亦岂务灭裂？它当初便只苟简，要似一苦行然。」某问：「明道『共改』之说亦是权？」曰：「是权。若从所说，纵未十分好，亦不至如它日之甚。」问：「章子厚说，温公以母改子，不是。此说却好。」曰：「当时亦是温公见得事急，且把做题目。」问：「温公当路，却亦如荆公，不通商量。」曰：「温公亦只是见得前日不是，己又已病，急欲救世耳。哲宗于宣仁有憾，故子厚辈得入其说。如亲政次日，即召中官。范淳夫疏，拳拳君臣之间，只说到此，向上去不得，其如之何？」问：「宣仁不还政，如何？」曰：「王彦霖系年录一段可见。尝对宣仁论君子小人，彦霖云：『太皇于宫中须说与皇帝。』曰：『亦屡说，孙儿都未理会得。』观此一节，想是以未可分付，故不放下。宣仁性极刚烈。蔡新州之事，行遣极重。」曰：「当时若不得范忠宣救，杀了他，他日诸公祸又重。」曰：「赖有此耳。」又问：「韩师朴曾子宣建中事如何？」曰：「渠二人却要和会。子宣日录极见渠心迹。当时商量云，左除却轼辙，右除却京卞，此意亦好。后来元佑人渐多，颇攻其短，子宣却反悔，师朴无如之何。」又问：「蔡京之来，乃师朴所引，欲以倾子宣。」曰：「京入朝，师朴遣子迎之十里，子宣却遣子迎之二十里。京既入，和二人皆打出。」或录云：「韩师朴是个鹘突的人，荐蔡京，欲使之排曾子宣」云云。
汪圣锡尝问某云：「了翁政日录，其说是否？」应之曰：「不是。」曰：「如何不是？」曰：「若言荆公学术之缪，见识之差，误神庙委任，则可。壮祖录云：「若言荆公学术不正，负神庙委任之意，是非谬乱，为神庙圣学之害，则可。」却云日录是蔡卞增加，又云荆公自增加。如此，则是彼所言皆是，但不合增加其辞以诬宗庙耳。又以其言『太祖用兵，何必有名？真宗矫诬上天』，为谤祖宗。此只是把持他，元不曾就道理上理会，如何说得他倒！」
伯丰问四明尊尧集。曰：「只似讨闹，却不于道理上理会。盖它止是于利害上见得，于义理全疏。如介甫心术隐微处，都不曾攻得，却只是把持。如曰『谓太祖滥杀有罪，谓真宗矫诬上天』，皆把持语也。龟山集中有政日录数段，却好。盖龟山长于攻王氏。然三经义辨中亦有不必辨者，却有当辨而不曾辨者。」
「王氏新经尽有好处，盖其极平生心力，岂无见得着处？」因举书中改古注点句数处，云：「皆如此读得好。此等文字，某尝欲看一过，与摭撮其好者而未暇。」
三舍士人守得荆公学甚固。
陈后山说，人为荆公学，唤作「转般仓，模画手。致无嬴余，但有亏欠」！东坡云：「荆公之学，未尝不善，只是不合要人同己。」此皆说得未是。若荆公之学是，使人人同己，俱入于是，何不可之有？今却说「未尝不善，而不合要人同」，成何说话！若使弥望者黍稷，都无稂莠，亦何不可？只为荆公之学自有未是处耳。
荆公作字说时，只在一禅寺中。禅床前置笔砚，掩一龛灯。人有书翰来者，拆封皮埋放一边。就倒禅床睡少时，又忽然起来写一两字，看来都不曾眠。字本来无许多义理，他要个个如此做出来，又要照顾须前后，要相贯通。
介甫解佛经亦不是，解「揭帝揭帝」云：「揭其所以为帝者而示之。」不知此是胡语！
唐垧林夫力疏荆公，对神宗前叱荆公。每诵其疏一段竟，又问云：「王安石是如此也无？」荆公力辨之。垧云：「在陛下前尚如此不臣！」垧初附荆公，荆公不曾收用，故后诋之。垧初欲言时，就曾鲁公借钱三百千，以言荆公了，必见逐。贫，用以作裹足。曾以其作言事官，借与之。后得罪逐，曾监取其钱，而后放行。
蜚卿问荆公与坡公之学。曰：「二公之学皆不正。但东坡之德行那里得似荆公！东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于荆公。但东坡后来见得荆公狼狈，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论甚生财，后来见青苗之法行得狼狈，便不言生财。初年论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虽北取契丹可也』。后来见荆公用兵用得狼狈，更不复言兵。他分明有两截底议论。」
荆公后来所以全不用许多儒臣，也是各家都说得没理会。如东坡以前进说许多，如均户口、较赋役、教战守、定军制、倡勇敢之类，是煞要出来整理弊坏处。后来荆公做出，东坡又却尽底翻转，云也无一事可做。如拣汰军兵，也说怕人怨；削进士恩例，也说士人失望，恁地都一齐没理会，始得。且如役法，当时只怕道衙前之役，易致破荡。当时于此合理会，如何得会破荡？晁以道文集有论役法处，煞好。
熙宁更法，亦是势当如此。凡荆公所变更者，初时东坡亦欲为之。及见荆公做得纷扰狼狈，遂不复言，却去攻他。如荆公初上底书，所言皆是，至后来却做得不是。自荆公以改法致天下之乱，人遂以因循为当然。天下之弊，所以未知所终也。
介甫初与吕吉甫好时，常简帖往来。其一云：「勿令上知。」后来不足，吕遂缴奏之，神宗亦胡乱藏掩了。介甫只好人奉己，故与吕合。若东坡们不顺己，硬要治他，如何天生得恁地狠！」
问：「万世之下，王临川当作如何评品？」曰：「陆象山尝记之矣，何待它人问？」「莫只是学术错否？」曰：「天资亦有拗强处。」曰：「若学术是底，此样天资却更有力也。」曰：「然。」琮。
介甫每得新文字，穷日夜阅之。喜食羊头●，家人供至，或值看文字，信手撮入口，不暇用；过食亦不觉，至于生患。且道将此心应事，安得会不错！不读书时，常入书院。有外甥懒学，怕他入书院，多方讨新文字；得之，只顾看文字，不暇入书院矣。
因论王氏之学，而曰：「元泽幼即颖悟。尝有人笼獐、鹿各一，以遗介甫，元泽时俱未识也。或问之曰：『孰为鹿？孰为獐？』元泽曰：『獐边者是鹿，鹿边者是獐。』其后解经大抵类此。」
世上有「依本分」三字，只是无人肯行。且如苏氏之学，却成个物事。若王氏之学，都不成物事，人却偏要去学，这便是不依本分。近看博古图，更不成文理，更不可理会，也是怪。其中说一「旅」字，云：「王曰：『众也。』」这是自古解作众，他却要恁地说时，是说王氏较香得些子。这是要取奉那王氏，但恁地也取奉得来不好。
先生取荆公奏稾进邺侯家传者，令人杰读之。广录云：「取荆公议府兵奏稾，及邺侯与德宗议复府兵之说，令诸生诵之。曰：『如今得个宰相如此，甚好。』」又读益公跋。先生曰：「如益公说，则其事都不成做。」人杰云：「邺侯有智略，如劝肃宗先取范阳，亦好。」曰：「此策诚善。彼劝肃宗未可取两京者，欲以两京絷其四将，惜乎不用也！」人杰云：「荆公保甲行于畿甸，其始固咈人情，元佑诸公尽罢之，却是坏其已成之法。」曰：「固是。近张元德亦有此议论寄来。」因言：「元佑诸公大略有偏处，多如此。」人杰云：「如弃地与西夏，亦未安。」曰：「当时如吕微仲，自以为不然。盖吕西人，知其利害。其它诸公所见，恨不得纳诸其怀；其意待西夏倔强时，只欲卑巽请和耳。」因言：「本朝养兵蠹国，更无人去源头理会，只管从枝叶上去添兵添将。太祖初定天下，将诸军分隶州郡，特寄养耳，故谓之『第几指挥』，谓之『禁军』，明其为禁卫也。其将校乃衙前，今所谓『都知兵马使』，谓之『教练』，乃其军之将也。若都监，乃唐末监军之遗制。钤辖、都部署，皆国初制也。部署，即今之总管。今州钤、路钤、总管，皆无职事，但大阅时供职一两日耳。潭州有八指挥，其制皆废弛。而飞虎一军独盛，人皆谓辛幼安之力。以某观之，当时何不整理亲军？自是可用。却别创一军，又增其费。又今之江上屯驻，祖宗时亦无之。某之意，欲使更戍于州郡，可以渐汰将兵，然这话难说。又今之两淮荆襄义勇皆可用，但人多不之思耳。」广录云：「京畿保甲之法，荆公做十年方成。至元佑时，温公废了，深可惜！盖此是已成之事，初时人固有怨者，后来做得成，想人亦安之矣。却将来废了，可惜！因言军政后来因事而添者甚多，添得新者，却不理会旧时有者。祖宗只有许多禁军散在诸州，谓之禁军者，乃天子所用之军，不许他役。而今添得许多御前诸军分屯了，故诸州旧有禁军皆不理会。又如潭州缘置飞虎一军了，都不管那禁军与亲兵。」
温公可谓知、仁、勇。他那活国救世处，是甚次第！其规模稍大，又有学问，其人严而正。以下温公。
义刚曰：「温公力行处甚笃，只是见得浅。」曰：「是。」
子思所谓「诚」，包得温公所谓「不妄语」者。温公诚在子思诚里。
曹兄问：「诸先生皆以为司马公许多年居洛，只成就得一部通鉴；及到入朝，却做得许多不好事。」曰：「道司马公做得未善，即是；道司马公之失，却不是。当时哲庙若有汉昭之明，便无许多事。」又曰：「不知有圣人出来，天下事如何处置？」因举易云：「井渫不食，行测也；求王明，受福也。」
温公忠直，而于事不甚通晓。如争役法，七八年间直是争此一事。他只说不合令民出钱，其实不知民自便之。此是有甚大事？却如何舍命争！
司马温公为谏官，与韩魏公不合。其后作祠堂记，极称其为人，岂非自见熙丰之事故也？韩公真难得，广大沉深！
「司马公忧国之心，至垂绝犹未忘；道乡亦然。窃谓到此无可奈何，亦只得休矣。」先生曰：「全不念着，却如释氏之忘。若二公者，又似太」问：「夫子曳杖负手，逍遥而歌，却不然。」曰：「夫子犹言：『明王不兴，天下孰能宗予！』依旧是要做他底。」
「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温公晚年更历之多，为此说。
范蜀公作温公墓志，乃是全用东坡行状，而后面所作铭，多记当时奸党事。东坡令改之，蜀公因令东坡自作，因皆出蜀公名，其后却无事。若范所作，恐不免被小人掘了。
涑水记闻，吕家子弟力辨，以为非温公书。盖其中有记吕文靖公数事，如杀郭后等。某尝见范太史之孙某说，亲收得温公手写稾本，安得为非温公书！某编八朝言行录，吕伯恭兄弟亦来辨。为子孙者只得分雪，然必欲天下之人从己，则不能也。
温公省试，作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论，以生为活。其说以为民能受天地之中，则能活也。温公集中自有一段如此说，也说得好；却说他人以生为生育之生者不然，拗论如此。某旧时这般文字，及了斋集之类，尽用子细看其有论此等去处，尽拈出看。少年被病翁监着，他不许人看，要人读。其有议论好处，被他监读，煞吃工夫！又云：「了翁集后面说禅，更没讨头处。病翁笑曰：『这老子后来说话如此，想是病心风。』」
正献为温公言，佛家心法，只取其简要。此吕氏之学也。
问：「明道论元佑事，须并用熙丰之党。」曰：「明道只是欲与此数人者共变其法，且诱他入脚来做。」问：「如此却似任术？」曰：「处事亦有不能免者，但明道是至诚为之，此数人者亦不相疑忌。然须是明道方能了此。后来元佑诸公治得此党太峻，亦不待其服罪。温公论役法疏略，悉为章子厚所驳，只一向罢逐，不问所论是非，却是太峻急。然当时如蔡确辈留得在朝廷，岂不害事！」
元佑诸公大纲正，只是多疏，所以后来熙丰诸人得以反倒。
元佑诸贤议论，大率凡事有据见定底意思；盖矫熙丰更张之失，而不知其堕于因循。既有个天下，兵须用练，弊须用革，事须用整顿。如何一切不为得！又曰：「元佑诸贤，多是闭着门说道理底。后来见诸行事，如赵元镇意思，是其源流大略可睹矣。」儒用。
熙丰时，诸人生财治狱，纷起可畏。一人尝以狱事累及吕申公。申公时为枢密，其人带吏直入枢府，令申公供文字之类，甚无礼。后元佑间例治此等人，申公遂以其尝治己之故，恐人以为私报之雠，遂特轻之，当时人以是美之。先生曰：「只是莫过行遣，至当得这般罪，合与他行遣。此处皆是病。」
元佑特立一司，名「理诉所」，令熙丰间有所屈抑者，尽来雪理，此元佑人之过也。后徽宗即位求言，人尽言之。后为蔡京将放，有说熙丰不好者，尽罪之，以锺世美第一。苏季明亦以此得罪。
范淳夫纯粹，精神短，虽知尊敬程子，而于讲学处欠缺。如唐鉴极好，读之亦不无憾。
范淳夫论治道处极善，到说义理处，却有未精。
范淳夫说论语较粗，要知却有分明好处。如唐鉴文章，议论最好。不知当时也是此道将明，如何便教诸公都恁地白直！某尝看文字，见说得好处，便寻他来历，便是出于好人之门。
范淳夫讲义，做得条畅。此等正是他所长，说得出，能如此分晓。
范淳夫不可晓，招李方叔教其子温辈，温甚不佳。又尝荐陈元舆自代。若道要纯谨，李方叔初不纯谨；若道要学术议论，元舆又不是这样人。
韩持国赵清献俱学佛。向在衢州，见清献公家书，虽佛寻常言语奉持亦谨，居家清苦之甚。韩持国卧病，令家人奏乐于前，就床上辗转称快。以此而观，则清献所得多矣。
正淳问：「韩持国言『道上无克』，此说犹可。至说『道无真假』，则误甚矣！」曰：「正缘其谓『道无真假』，所以言『无克』。若知道有真假，则知假者在所当克也。」
南丰与兄，看来是不足。观其兄与欧公帖，可见。
曾南丰初亦耿耿，后连典数郡，欲入而不得，故在福建亦进荔子。后得沧州，过阙，上殿札子力为谀说，谓本朝之盛自三代以下所无，后面略略说要戒惧等语，所谓「劝百而讽一」也。然其文极妙。
曾子固初与介甫极厚善。入馆后，出倅会稽令。集中有诗云：「知者尚复然，悠悠谁可语！」必是曾谏介甫来，介甫不乐，故其当国不曾引用。后介甫罢相，子固方召入，又却专一进谀辞，归美神宗更新法度，得个中书舍人。丁艰而归，不久遂亡。不知更活几年，只做如何合杀？子宣在后，一向做出疏脱。初，子宣有意调停，不主元佑，亦不主元丰，遂有建中靖国年号，如丰相之陈茔中邹志完辈，皆其所引。却又被诸公时攻其短，子宣不堪，有斥之使去国者。其弟子开有书与子宣云：「某人者皆时名流，今置闲处。」盖为是也。后韩忠彦欲挤子宣，遂引蔡京入来。子宣知之，反欲通殷懃于京。忠彦方遣其子迓京，则子宣之子已将父命迎之于二十里外矣。先时子宣攻京甚力，至是遂不复谁何。凡京有所论奏，不曰「京之言是」，则曰「京之言善」，又不自知其疏脱，载之日录。儒用。
问：「刘元城不知培植君子之党。才一小事，便一向搏击，以致君子尽去而小人用矣，此其过否？」曰：「过不在此，是他见识有病。『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是他不知言。且如说伊川，他只见得祖宗有典故，才有不合，便道不是。渠不知辅导少主之理当如此，故伊川一向被他论列，是他见识只如此。又如蔡新州事，被他当时自谓有定策功，宣仁亦甚恶之，谓须与他痛治，恐后来皇帝被人惑，治他不得。元城亦欲因其诗以治之。当时执政、侍从、台谏有不欲治蔡者，一切逐去。盖以诗治人自不正，因此以治彼罪，又不是。诗胡说，何足道？定策谋，他又不说了，又无缘治得他，都不消问了。其本原只在开导人主心术，使人主知不赏私恩，不罚私怨之理，则蔡何足虑！元城亦不是私意。只是言不当如此，却不知以诗治人不当，又欲绝其定策奸谋。如此治之，岂不使人主益疑？后蔡死，其家果诉冤，谓蔡有定策功。诸人忌之，遂起大祸。后治元佑诸公，皆为蔡报怨也。温公治时，必不如此。」
问：「黄履邢恕少居太学，邢固俊拔，黄亦谨厚力学，后来二人却如此狼狈。」曰：「它固会读书，只是自做人不好。然黄却是个白直底人，只是昏愚无见识，又爱官职，故为邢所诱坏。邢则有意于为恶，又济之以才，故罪过多。」
邢恕本不定迭，知随州时，温公犹未绝之，与通书。只是明道康节看得好。康节诗云：「慎勿轻为西晋风！」明道语见上蔡录中，「便不得不说」处。开封刽子事，只是后来撰出，当时无此事，辨诬中有「妄谓」二字。
问：「邢恕少年见诸公时，亦似好。」先生曰：「自来便尖利出头，不确实，到处里去入作章惇用。林希作御史，希击伊川，只俟邢救，便击之。恕言于哲宗：『臣于程某尝事之以师友，今便以程某斩作千段，臣亦不救！』当时治恕者，皆寻得明道行状后所载说，即本此治之。恕过恶如此，皆不问。只在这一边者，有毫发必治之。」
邢恕令王直方父为高忘其名。做一脱宣仁欲废哲宗事由文字，令高上之，人初不知之。直方临死，以文字笼分人，笼中有其文字在，其说谓宣仁欲立其所生神宗弟。徐度侍郎云：「便是立神宗弟，亦无不是。」
苏子容荐李清臣。清臣一对，便说继述事，苏闻之骇然。出，苏语李曰：「邦直将作好官！」
因论高甲人及叶祖洽，曰：「此人本无才能，但时方尊尚介甫之学，祖洽多用其说，且因而推尊之，故作第一人。按编年，上好读孟子，人未知之。时廷试进士，始用策，叶祖洽乡人黄履在禁从，因以告之。祖洽试策皆援引孟子，故称旨，擢为第一。然其人品凡下，又不敢望新进用事之人，提拔不起，当时不甚擢用。元佑固是无缘用他，及至绍圣间，复行『绍述』之说，依旧在闲处，无聊之甚，遂自诡以为熙丰旧人，知熙丰事为详。又谓：『赵挺之亦熙丰旧人，尝荐臣。今蒙擢在言路，乞召问之。』士大夫贪得患失，固无所不至，然未有若祖洽之甚者。」或谓：「此等人亦缘科第高，要做官职，牵引得如此。」曰：「只是自家无志。若是有志底，自然牵引它不得。盖他气力大，如大鱼相似，看是甚网，都迸裂出去。才被这些子引动，便是元无气力底人。如张子韶汪圣锡王龟龄一样底人，如何牵得他！」儒用。
庄仲问：「本朝名公，有说得好者，于行上全不相应，是如何？」曰：「有一等人能谈仁义之道，做事处却乖。此与鬼念大悲咒一般，更无奈何他处。」又曰：「只是知得不明之故。笔谈言士人们做文字，问即不会，用则不错者，皆是也。岂可便以言取人！然亦不可以人废言，说得好处，须还他好始得。如孟子取阳虎之言，但其用意别耳。」友仁。
「学中策问，苏程之学，二家常时自相排斥，苏氏以程氏为奸，程氏以苏氏为纵横。以某观之，只有荆公修仁宗实录，言老苏之书，大抵皆纵横者流，程子未尝言也。如遗书『贤良』一段，继之以『得志、不得志』之说，却恐是说他。坡公在黄州猖狂放恣，『不得志』之说，恐指此而言。」道夫问：「坡公苦与伊洛相排，不知何故？」曰：「他好放肆，见端人正士以礼自持，却恐他来检点，故恁诋訾。」道夫曰：「坡公气节有余，然过处亦自此来。」曰：「固是。」又云：「老苏辨奸，初间只是私意如此。后来荆公做不着，遂中他说。然荆公气习，自是一个要遗形骸、离世俗底模样，吃物不知饥饱。尝记一书，载公于饮食绝无所嗜，惟近者必尽。左右疑其为好也，明日易以他物，而置此品于远，则不食矣，往往于食未尝知味也。至如食钓饵，当时以为诈，其实自不知了。近世吕伯恭亦然，面垢身污，似所不恤，饮食亦不知多寡。要之，即此便是放心。辨奸以此等为奸，恐不然也。老苏之出，当时甚敬崇之，惟荆公不以为然，故其父子皆切齿之。然老苏诗云：『老态尽从愁里过，壮心偏傍醉中来。』如此无所守，岂不为他荆公所笑！如上韩公书求官职，如此所为，又岂不为他荆公所薄！至如坡公著述，当时使得尽行所学，则事亦未可知。从其游者，皆一时轻薄辈，无少行检，就中如秦少游，则其最也。诸公见他说得去，更不契勘。当时若使尽聚朝廷之上，则天下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为无稽，游从者从而和之，岂不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他许多败坏之事未出。兼是后来群小用事，又费力似他，故觉得他个好。」以下三苏及门人。
或问：「东坡若与明道同朝，能从顺否？」曰：「这也未见得。明道终是和粹，不甚严厉。东坡称濂溪，只是在他前，不与同时同事。」因说：「当时诸公之争，看当时如此，不当论相容与不相容。只看是因甚么不同，各家所争是争个甚么。东坡与荆公固是争新法。东坡与伊川是争个甚么？只看这处，曲直自显然可见，何用别商量？只看东坡所记云：『几时得与他打破这「敬」字！』看这说话，只要奋手捋臂，放意肆志，无所不为，便是。只看这处，是非曲直自易见。论来若说争，只争个是非。若是，虽斩首穴胸，亦有所不顾；若不是，虽日食万钱，日迁九官，亦只是不是。看来别无道理，只有个是非。若不理会得是非分明，便不成人。若见得是非，方做得人。这个是处，便是人立脚底地盘。向前去，虽然更有里面子细处，要知大原头只在这里。且要理会这个教明白，始得。这个是处，便即是道，便是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万物万事之所以流行，只是这个。做得是，便合道理；纔不是，便不合道理。所谓学问，也只在这里。所以大学要先格物、致知。一件物事，固当十分好；若有七分好，二分不好，也要分明。这个道理，直是要分明，细入于毫发，更无些子夹杂。」又云：「东坡如此做人，到少间便都排废了许多端人正士，却一齐引许多不律底人来。如秦黄虽是向上，也只是不律。因举鲁直饮食帖。东坡虽然疏阔，却无毒。子由不做声，却险。少游文字煞弱，都不及众人，得与诸苏并称，是如何？子由初上书，煞有变法意。只当是时非独荆公要如此，诸贤都有变更意。」
问：「二苏之学得于佛老，于这边道理，元无见处，所以其说多走作。」曰：「看来只是不会子细读书。它见佛家之说直截简易，惊动人耳目，所以都被引去。圣贤之书，非细心研究不足以见之。某数日来，因间思圣人所以说个『格物』字，工夫尽在这里。今人都是无这工夫，所以见识皆低。然格物亦多般，有只格得一两分而休者，有格得三四分而休者，有格得四五分、五六分者。格到五六分者已为难得。今人原不曾格物，所以见识极卑，都被他引将去。二苏所以主张个『一』与『中』者，只是要恁含糊不分别，所以横说竖说，善作恶作，都不会道理也。然当时人又未有能如它之说者，所以都被他说动了。故某尝说，今人容易为异说引去者，只是见识低，只要鹘突包藏，不敢说破。纔说破，便露脚手。所以都将『一』与『中』盖了，则无面目，无方所，人不得而非之。」
二苏呼唤得名字都不是了。
两苏既自无致道之才，又不曾遇人指示，故皆鹘突无是处。人岂可以一己所见只管钻去，谓此是我自得，不是听得人底！
胡问：「东坡兄弟，若用时，皆无益于天下国家否？」曰：「就他分限而言，亦各有用处；论其极，则亦不济得事。」
东坡议论大率前后不同，如介甫未当国时是一样议论，及后来又是一样议论。公谨。
东坡只管骂王介甫。介甫固不是，但教东坡作宰相时，引得秦少游黄鲁直一队进来，坏得更猛。
或问：「张安道为人何如？」曰：「不好。如攻范党时，他大节自亏了。后来为温公攻击，章凡六七上，神宗不听，遂除温公过翰林学士，而张居职如故。尝见东坡为温公神道碑，叙温公自翰林学士为御史中丞，自御史中丞再为翰林学士，心尝疑之，此一节必有所以。后观温公集，乃知温公以攻安道之故，再自御史过翰林。而东坡兄弟怀其平日待遇之厚，不问是非，极力尊之。故东坡删去此一节，不言其事，遂令读者有疑安道不好。又刘公湖州人，忘其名。亦数章攻之，而不见其首三章。集中止有第四章，大概言，臣攻方平之短，已具于前数奏中。记得是最言其不孝之罪，可惜不见。盖东坡尊方平，而天下后世之人以东坡兄弟之故，遂为东坡讳而隐其事，并毁其疏以灭踪。某尝问刘公之孙某求之，而其家亦已无本矣。方平尝托某人买妾，其人为出数百千买妾，方平受之而不偿其直，其所为皆此类也。安道是个秦不收魏不管底人，他又为正人所恶，那边又为王介甫所恶。盖介甫是个修饬廉隅孝谨之人，而安道之徒，平日苟简放恣惯了，纔见礼法之士，必深恶。如老苏作辨奸以讥介甫，东坡恶伊川，皆此类耳。论来介甫初间极好，他本是正人，见天下之弊如此，锐意欲更新之，可惜后来立脚不正，坏了。若论他甚样资质孝行，这几个如何及得他！他们平日自恣惯了，只见修饬廉隅不与己合者，即深诋之，有何高见！」
温公自翰林学士迁御史中丞，累章论张方平。所论不行，自中丞复为翰林学士。东坡作温公神道碑，只说自中丞复为翰林学士，却节去论方平事，为方平讳也。某初时看，更晓不得。后来看得温公文集，方知是如此。
老苏说得眼前利害事却好。学蒙。
因说老苏，曰：「不能言而跷蹊者有之，未有言跷蹊而其中不跷蹊者。」
三代节制之师，老苏权论不是。
东坡善议论，有气
东坡解经，一作解尚书。莫教说着处直是好！盖是他笔力过人，发明得分外精神。
东坡天资高明，其议论文词自有人不到处。如论语说亦煞有好处，但中间须有些漏绽出来。如作欧公文集序，先说得许多天来底大，恁地好了，到结末处却只如此，盖不止龙头蛇尾矣！当时若使他解虚心屈己，锻炼得成甚次第来！
问：「东坡与韩公如何？」曰：「平正不及韩公。东坡说得高妙处，只是说佛，其它处又皆粗。」又问：「欧公如何？」曰：「浅。」久之，又曰：「大概皆以文人自立。平时读书，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乱兴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诗饮酒戏谑度日。」
东坡平时为文论利害，如主意在那一边利处，只管说那利。其间有害处，亦都知，只藏匿不肯说，欲其说之必行。
因论东坡刑赏论「悉举而归之仁义」，如是则仁义乃是不得已而行之物，只是作得一痴忠厚。此说最碍理，学者所当察。
东坡刑赏论大意好，然意阔疏，说不甚透。只似刑赏全不柰人何相似，须是依本文将「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作主意。
因论二苏刑赏论极做得不是。先生曰：「用刑，圣人常有不得已之心；用赏，圣人常有不吝予之意，此自是忠厚了。若更于罪之疑者从轻，于功之疑者从重，这尤是忠厚。此是两截之事。」
温公墓碑云：「曰诚，曰一。」人多议之，然亦未有害。诚者，以其表里言之；一者，以其始终言之。
「坡公作温公神道碑，叙事甚略。然其平生大致，不踰于是矣，这见得眼目高处。」道夫曰：「某作富公碑甚详。」曰：「温公是他已为行状，若富公，则异于是矣。」又曰：「富公在朝，不甚喜坡公。其子弟求此文，恐未必得，而坡公锐然许之。自今观之，盖坡公欲得此为一题目，以发明己意耳。其首论富公使虏事，岂苟然哉！」道夫曰：「向见文字中有云，富公在青州活饥民，自以为胜作中书令二十四考，而使虏之功，盖不道也。坡公之文，非公意矣。」曰：「须要知富公不喜，而坡公乐道而铺张之意如何。」曰：「意者，富公嫌夫中国衰弱而夷狄盛强，其为此举，实为下策。而坡公则欲救当时之弊，故首以为言也。」先生良久乃曰：「富公之策，自知其下。但当时无人承当，故不得已而为之尔，非其志也。使其道得行，如所谓选择监司等事，一一举行，则内治既强，夷狄自服，有不待于此矣。今乃增币通和，非正甚矣。坡公因绍圣元丰间用得兵来狼狈，故假此说以发明其议论尔。」
东坡南安学记说，古人井田封建不可行，今只有个学校而已。其间说舜远不可及，得如郑子产为乡校足矣。如何便决定了千万世无人可以为舜，只得为子产！又说古人于射时，因观者群聚，遂行选士之法，此似今之聚场相扑相戏一般，可谓无稽之论。自海外归来，大率立论皆如此。
或问：「东坡言：『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代，而卒莫消长也。』只是老子『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之意否？」曰：「然。」又问：「此语莫也无病？」曰：「便是不如此。既是『逝者如斯』，如何不往？『盈虚如代』，如何不消长？既不往来，不消长，却是个甚底物事？这个道理，其来无尽，其往无穷。圣人但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又曰：『逝者如斯夫！』只是说个不已，何尝说不消长，不往来？它本要说得来高远，却不知说得不活了。既是『往者如斯，盈虚者如代』，便是这道理流行不已也。东坡之说，便是肇法师『四不迁』之说也。」又云：「『盈虚者如代』，『代』字今多误作『彼』字。『而吾与子之所共食』，『食』字多误作『乐』字。尝见东坡手写本，皆作『代』字、『食』字。顷年苏季真刻东坡文集，尝见问『食』字之义。答之云：『如「食邑」之「食』，犹言享也。吏书言「食邑其中」，「食其邑」，是这样「食」字。今浙间陂塘之民，谓之「食利民户」，亦此意也。』」又云：「碑本后赤壁赋『梦二道士』，『二』字当作『一』字，疑笔误也。」
须见得道理都透了，而后能静。东坡云：「定之生慧，不如慧之生定较速。」此说得也好。
或言：「东坡虽说佛家语，亦说得好。」先生曰：「他甚次第见识！甚次第才智！它见得那一道明，早亦曾下工夫，是以说得那一边透。今世说佛，也不曾做得他工夫；说道，也不曾做得此边工夫；只是虚飘飘地，沙魇过世。」
草堂刘先生曾见元城云：「旧尝与子瞻同在贡院。早起洗面了，遶诸房去胡说乱说。被他挠得不成模样，人皆不得看卷子。乃夜乃归张烛，一看数百副。在赣上相会，坐时已自瞌睡，知其不永矣，不知当时许多精神那里去？」二公皆归自岭海。东坡曾知贡举。
东坡记贺水部事，或云无此事，盖乔同绐东坡以求诗尔。
东坡荐秦少游，后为人所论，他书不载，只丁未录上有。尝谓东坡见识如此，若作相，也弄得成蔡京了。李方叔如许，东坡也荐他。
东坡聪明，岂不晓觉得？他晚年自知所学底倚靠不得。及与李昭书，有云：「黄秦辈挟有余之资，而骛于无涯之智，必极其所如，将安所归宿哉？念有以反之。」范淳夫持两端，两边都不恶他，也只是不是。如今说是说非，都是闲说。若使将身己顿放在苏黄间，未必不出其下。须是自家强了他，方说得他，如孟子辟杨墨相似。这道理只是一个道理，只理会自家身己是本，其它都是闲物事。缘自家这一身是天造地设底，已尽担负许多道理，纔理会得自家道理，则事物之理莫不在这里。一语一默，一动一静，一饮一食，皆有理。纔不是，便是违这理。若尽得这道理，方成个人，方可以柱天踏地，方不负此生。若不尽得此理，只是空生空死，空具许多形骸，空受许多道理，空吃了世间人饭！见得道理若是，世上许多闲物事都没要紧，要做甚么？又曰：「伊尹说：『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纳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圣贤与众人皆具此理，众人自不觉察耳。」又曰：「圣人之心，如青天白日，更无些子蔽翳。」又曰：「如今学者且要收放心。」又曰：「万理皆具于吾心，须就自家身己做工夫，方始应得万理万事，所以大学说：『在明明德，在新民。』」
先生因论苏子由云「学圣人不如学道」，他认道与圣人做两个物事，不知道便是无躯壳底圣人，圣人便是有躯壳底道。学道便是学圣人，学圣人便是学道，如何将做两个物事看！
看子由古史序说圣人：「『其为善也，如冰之必寒，火之必热；其不为不善也，如驺虞之不杀，窃脂之不谷。』此等议论极好。程张以后文人无有及之者。盖圣人行事，皆是胸中天理，自然发出来不可已者，不可勉强有为为之。后世之论，皆以圣人之事有所为而然。周礼纤悉委曲去处，却以圣人有邀誉于天下之意，大段鄙俚。此皆缘本领见处低了，所以发出议论如此。如陈君举周礼说有『畏天命，即人心』之语，皆非是圣人意。」因说：「欧公文字大纲好处多，晚年笔力亦衰。曾南丰议论平正，耐点检。李泰伯文亦明白好看。」木之问：「老苏文议论不正当。」曰：「议论虽不是，然文字亦自明白洞达。」
子由古史论，前后大概多相背驰，亦有引证不着。是他老来精神短，做这物事，都忘前失后了。
近见苏子由语录，大抵与古史相出入。它也说要「一以贯之」，但是他说得别。他只是守那一，说万事都在一，淳录有「外」字。然而又不把一去贯。说一又别是一个物事模样。
因说栾城集，曰：「旧时看他议论亦好。近日看他文字，煞有害处。如刘原父高才傲物，子由与他书，劝之谦逊下人，此意甚好。其间却云：『天下以吾辩而以辩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不如以拙养巧，以讷养辩。』如此，则是怕人来困我，故卑以下之，此大段害事。如东坡作刑赏忠厚之至论，却说『惧刑赏不足以胜天下之善恶，故举而归之仁』。如此，则仁只是个鹘突无理会底物事，故又谓『仁可过，义不可过』。大抵今人读书不子细，此两句却缘『疑』字上面生许多道理。若是无疑，罪须是罚，功须是赏，何须更如此？」或曰：「此病原起于老苏。」曰：「看老苏六经论，则是圣人全是以术欺天下也。子由晚年作待月轩记，想他大段自说见得道理高，而今看得甚可笑！如说轩是人身，月是人性，则是先生下一个人身，却外面寻个性来合凑着，成甚义理！」
子由深，有物。作颍滨遗老传，自言件件做得是。如拔用杨畏来之邵等事，皆不载了。当时有「杨三变」「两来」之号。门下侍郎甚近宰相，范忠宣苏子容辈在其下。杨攻去一人，当子由做，不做，又自其下用一人；杨又攻去一人，子由当做，又不做，又自其下拔一人。凡数番如此，皆不做。杨曰：「苏不足与矣。」遂攻之。来亦攻之。二人前攻人，皆受其风旨也。后来居颍昌，全不敢见一客。一乡人自蜀特来谒之，不见。候数日，不见。一日，见在亭子上，直突入。子由无避处了，见之。云：「公何故如此？」云：「某特来见。」云：「可少候，待某好出来相见。」归，不出矣。
刘大谏与刘草堂言，子瞻却只是如此。子由可畏，谪居全不见人。一日，蔡京党中有一人来见子由，遂先寻得京旧常贺生日一诗，与诸小孙先去见人处嬉看。及请其人相见，诸孙曳之满地。子由急自取之，曰：「某罪废，莫带累他元长去！」京自此甚畏之。
害苏子美者是一李定，害东坡者又别是一李定。苏东坡时守湖州，来摄，东坡惊甚。时陈伯修为倅，多调护事。伯修名师锡，建阳人，常作察院，同了翁言蔡京，后贬死。东坡下御史狱，考掠之甚。苏子容时尹开封，勘陈世儒事。有人言文潞公之徒，尝请托之类亦置狱。子容与东坡连狱，闻其有考掠之声，有诗云云。世儒，执中子也。世儒所生张氏酷甚。似是吕申公外甥。世儒妻一日讽群婢云：「本官若丁忧，汝辈要嫁底为好嫁，要钱底与之钱。」群婢以此遂药杀之。后置狱，夫妇皆赴法。其妇慧甚，临赴法时，遂掣窗纸一片，即搯成一「番」字，使人送与其夫云云。
苏东坡子过，范淳夫子温，皆出入梁师成之门，以父事之。然以其父名在籍中，亦不得官职。师成自谓东坡遗腹子，待叔党如亲兄弟，谕宅库云：「苏学士使一万贯以下，不须覆。」叔党缘是多散金，卒丧其身。又有某人亦以父事师成。师成妻死，温与过当以母礼丧之，方疑忌某人。不得已衰绖而往，则某人先衰绖在帷下矣！
东坡谥「文忠」时，无「太师」，曾误写作「太师」。人与言之，曰：「何妨？」遂因而赠之。今行遣年月前后可考。
论东坡之学，曰：「当时游其门者，虽苦心极力，学得他文词言语，济得甚事！如见识议论，自是远不及。今东坡经解虽不甚纯，然好处亦自多，其议论亦有长处。但他只从尾梢处学，所以只能如此。」
富郑公初甚欲见山谷，及一见，便不喜，语人曰：「将谓黄某如何，元来只是分武宁一茶客！」富厚重，故不喜黄。
黄山谷慈祥之意甚佳，然殊不严重。书简皆及其婢妮，艳词小诗，先已定以悦人，忠信孝弟之言不入矣。
山谷使事多错本旨，如作人墓志云：「敬授来使，病于夏畦！」本欲言皇恐之意，却不知与「夏畦」相去关甚事？
黄鲁直以元佑党贬，得放还，因为荆南甚寺作塔记。人以此媒孽他，故再贬。所以苏子由们皆闭门绝宾客。有人自蜀来，累日不得见。询其邻人，云：「他十数日必一出门外小亭上坐。」其人遂日候其出，才得一揖。子由让其坐，且云：「待某入着衣服。」即入去，一向不出。
黄鲁直书浯溪碑是他最好底议论。而沙随却说他不是，盖云肃宗收复两京，再造王室，其功甚大，不可短他。这事不如此。肃宗之收复京师，其功固可称。至不待父命而即位，分明是篡。功过当作两项说，不以相揜可也。沙随之论，大概要考细碎制度，不要人说义理，与致堂说皆相反。如云，韩赵魏为诸侯，不为不是。盖为周室微弱，不可不立他；待自家强盛，方可去治他。又云：「晋之所以为三卿分者，是其初不合并得地太大，所以致得恁地。若如此，则周室为诸侯所陵，亦谓之武王不合有此天下，可乎？汉匡衡当恭显用事，不敢有言；至恭显死后方论他，遂为王尊所劾。沙随以为人主之意不可回，宰相不可以谏他，反遭祸害。又唐刘蕡云，天子不可漏言；他却诵言于庭，使宦官之势愈张。沙随却云，刘蕡以布衣应直言极谏科，合如此说，纵杀身犹可以得名。岂有宰相与天子一体，而不谏诤人主，布衣却可出来说！致堂说二疏是见元帝不足傅相，故持知止之义以求退，看来是如此。若萧望之则不容于不死，是不若二疏之先见。沙随乃云不然，且引郑忽之事为证，又不着题，皆不成议论。」
先生看东都事略。文蔚问曰：「此文字如何？」曰：「只是说得个影子。适间偶看陈无己传，他好处都不载。」问曰：「他好处是甚事？」曰：「他最好是不见章子厚，不着赵挺之绵袄。傅钦之闻其贫甚，怀银子见他，欲以赒之；坐间听他议论，遂不敢出银子。如此等事，他都不载。如黄鲁直传，鲁直亦自有好处，亦不曾载得。」文蔚问：「鲁直好在甚处？」曰：「他亦孝友。」
陈无己赵挺之邢和叔，皆郭大夫婿。陈在馆职，当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御寒无己止有其一，其内子为于挺之家假以衣之。无己诘所从来，内以实告。无己曰：「汝岂不知我不着渠家衣耶？」却之，既而遂以冻病而死。谢克家作其文集序，中有云：「箧无副裘。」又云：「此岂易衣食者？」盖指此事。扬录云：「谢任伯作墓志，所载不明，此岂可不白于后世也？」
陈后山与赵挺之邢和叔为友婿，皆郭氏婿也。后山推尊苏黄，不服王氏，故与和叔不协。后山在馆中，差与南郊行礼。亲戚谓其妻曰：「登郊台，率以夜半时，寒不可禁，须多办绵衣。」而后山家止有一裘，其妻遂于邢家借得一裘以衣。后山云：「我只有一裘，已着，此何处得来？」妻以实告。后山不肯服，亟令送还，竟以中寒感疾而卒。或曰：「非从邢借，乃从赵借也。」故或人祭文有云「囊无副衣」，即谓此也。赵挺之初亦是熙丰党中人，附蔡元长以得进；后来见得蔡氏做得事势不好了，却去攻他。赵有三子：曰□诚，曰思诚，曰明诚。明诚，李易安之夫也，文笔最高，金石录煞做得好！
晁以道后来亦附梁师成，有人以诗嘲之曰：「早赴朱张饭，随赓蔡子诗。此回休倔强，凡事且从宜！」
张文潜软郎当，他所作诗，前四五句好，后数句胡乱填满，只是平仄韵耳。想见作州郡时阘冗。平昔议论宗苏子由，一切放倒，无所为，故秦桧喜之。桧其它岂肯无所为？陈无己亦是以策言不用兵，孝文和戎好，桧亦喜之。
徐德占为御史中丞，不敢见人，朝路见南丰，叙致甚恭。南丰待之甚踞，云「公是徐禧，久闻公名」云云。
董敦逸在绍圣间为御史，尝命录问孟后事。奏章都上，次日忽入文字云：「臣昨日录问时，觉得宫中人口中有无舌者，臣恐有枉。」当时以御史录问为重，未上文字时，能论列未必如是。后来朝廷以其反复，罪之。后曾子宣荐士，皆一时名士，董亦在其中，名下注云：「臣履常疑其人。履前时细行亦谨，与邢恕同学，未必不是为邢所诱也。」
汪表民进言，史臣不能发明神宗德业，其史不好，诸小人遂执此以生事。
小人不可与君子同处于朝。昔曾布当建中靖国初，专欲涵养许多小人，渐渐被他得志，一时诸君子皆为其所陷。要之，要出来做时，小人若未可卒去，亦须与分明开说是非善恶，使彼依自家话时，却以事付之。若分明与说是非，不依自家话时，自家只得去了。如何含含胡胡，我也做些，他也做些，都不与问那个是是，那个是非！久之，未有不为其所胜。若与说得是非通透了，他也自要做好人。他若既知得是非，又自要做人，这须旋旋安顿，与在外好差使。吾人也无许多智巧对副他。兼是才做一事，自家便把许多精神智巧对副他，自家心术已自坏了。明道先生若大用，虽是可以变化得小人，然亦须与明辨是非。舜去「四凶」，孔子诛少正卯，当初也须与他说是非。到得他自恃其高，不依圣人说话，只得去了。
曾子宣初亦未尝有甚恶元佑人之意。被陈茔中书之后，遂乘势作起徽宗攻治之，亦以其与熙丰本合也。子开尝有书谏其兄莫如此，并莫用蔡京之类。子宣亦有答书，谓吾弟亦尝不容于元佑，今何故议论如此？子开虽然所见，亦鹘突。
曾子宣作相，荐蔡京。子开不乐之甚，力谏其兄，即乞出。本不喜蔡京。蔡京来去，途中遇之，避又不得，不见又不得，遂谒见之。京公服秉笏谢云：「今此得还阙皆相公之力，翰林之助。」子开闻其言，愈不乐，一切失措。京秉笏谢之，子开亦忘笏了，只叉手答子。子开因蔡确事，被刘器之所逐。后见其兄引荐缪，遂多主元佑之人。子宣书与之曰：「平日吾弟议论平正，无所偏党。吾弟亦尝不容于元佑，今何故如此？」子宣后见蔡京事，深自恨，而敬服了翁。或录云：「京致恭，子开略答之。忽出笏禀事，因及子宣政事。子开正色曰：『贤道家兄做得是邪？』」
「曾子宣手记，被曾拣出好底印行。某于刘共父家借得全书看，其间邪恶之论甚多。」或问：「若据布所记，则元符间何为与章厚同在政府，而能两立？」曰：「便是恐不可全信。然每奏事，布必留身对，必及厚。厚独对，必及布。哲宗欲两闻其过失，亦多询及之。」
了翁以书达曾子宣，子宣怒，跷足而读。陈曰：「此国家大事，相公且平心，无失待士之礼。」曾下足，陈因此出。
了翁平生于取舍处，看得极分明。从此有入，凡作文多好言此理。尝作一文祭李家人云：「熊掌我取，天实予之。」所以平生所立如此。
陈了翁在贬窜中，与蔡京辈争辨不已，亦是他有智数。盖不如此，则必为京辈所杀矣。或录云：「了翁固是好人，亦有小小智数」云云。
陈了翁气刚才大，惜其不及用也！
问：「云城了翁之刚，孰为得中？」曰：「元城得中，了翁后来有太过处。元城只是居其位，便极言无隐，罪之即顺受。了翁后来做得都不从容了。所以元城尝论其尊尧集所言之过，而戒之曰：「『告君行己，苟己无憾，而今而后，可以忘言矣。』」
了翁有济时之才。道乡纯粹，才不及也。使了翁得志，必有可观。
先生问：「潮州前此有迁客否？」德明答以不知。先生因言：「子由谪循州。元城经行海州，当时有言刘器之好命，用事者拟窜某州，云：『且与他试命。』后放还居南都，尚康强。宣和末年方没，只隔一年，便有金虏之祸。使其不死，必召用。是时天下事被人作坏，已如鱼烂了，如何整顿！一场狼狈不小。今日且是无人望。元城在南都，似个银山铁壁，地又当往来之冲。过者必见，历历为说平生出处，无小回护。群小虽睥睨，不敢动着他。」[莹田-玉]录云：「此老若在，教他做时，不知能救得如何？」
邹道卿奏议不见于世。德父尝刊行家集，龟山以公所弹击之人犹在要路，故今集中无奏议。后来汪圣锡在三山刊龟山集，求奏议于其家，安止移书令勿刊，可惜！不知龟山犹以出处一事为疑，故奏议不可不行于世。安止判院闻之，刊于延平。
问刘元承挞邹志完舟人事。见晁氏客语，更当考。曰：「道卿赴贬到某州，元承为守。舟人覆，若载邹正言，不敢取一钱。元承挞之。」因云：「元承当蔡京用事时，煞做好官。」扬录云：「舟子不用钱，愿载。刘闻之，追舟子史一慎，不得去载。」
先生伤时世之不可为，因叹曰：「忠臣杀身不足以存国，谗人构祸，无罪就死。后人徒为悲痛，柰何！刘莘老死亦不明。今其行状似云，死后以木匣取其首。或云服乐，或云取首级，皆无可考。国史此事是先君修正，云：『刘挚梁焘相继死岭表，天下至今哀之！』初，文潞公之子及甫，以刘莘老当言路，潞公欲除中书令。诸公议，恐事多易杂，若致缴驳，反伤老成道，只除平章军国重事，乃是为安潞公计耳。渠家不悉，反终以为怨。及甫以书与邢恕，有『粉昆、司马昭』等语。邢恕收藏此柬，待党事发，即以此嫁祸于刘梁。本来『粉昆』之语，乃指韩忠彦。盖忠彦之弟嘉彦为驸马都尉，人呼为『粉侯』，昆即兄也。后事发，文及甫下狱，供称『司马昭』是说刘挚，『粉』是说王岩叟，以其面白如粉。昆者，兄也；兄，况也，是说梁况之。故王岩叟虽已死，而二人皆以此重行贬窜以死。」
刘挚梁焘诸公之死，人皆疑之，今其家子孙皆讳之。然当时多遣使恐吓之，又州郡监司承风旨皆然，诸公多因此自尽。刘元城屡被人吓令自裁，刘不畏，曰：「君命死即死，自死奚为！」写遗嘱之类讫，曰：「今死无难矣！」卒无恙。刘只有过当处，然此须学得他始得。梁刘之死，先吏部作实录云：「梁焘刘挚同时死岭表，人皆冤之！」因论范淳夫及此。广录云：「范淳夫死亦可疑。虽其子孙备载其死时详细，要之深可疑。惟刘器之死得明白。亦几不免，只是他处得好。」
杲老为张无尽所知。一日，语及元佑人才，问：「相公以为如何？」张曰：「皆好。如温公，大贤也。」杲曰：「如此，则相公在言路时，论他则甚？」张笑曰：「公便理会不得，只是后生死急要官做后如此。」
龟山作周宪之墓铭，再三称其劾童贯之疏，但尚书当时亦少索性。
章子厚与温公争役法，虽子厚悖慢无礼，诸公争排之，然据子厚说底却是。温公之说，前后自不相照应，被他一一捉住病痛，敲点出来。诸公意欲救之，所以排他出去。又他是个不好底人，所以人皆乐其去耳。儒用。以下章蔡。
朝廷以议役法去章惇，故惇后得以为言。
问：「章蔡之奸何如？」曰：「京之奸恶又过于惇。方惇之再入相也，京谒之于道，袖出一轴以献惇，如学校法、『赡养院』之类，凡可以要结士誉买觅人情者，具在。惇辞曰：『元长可留他时自为之。』后京为相，率皆建明，时论往往归之。至诣学自尝馒头，其中没见识士人以手加额，曰：『太师留意学校如此！』京之当国，费侈无度。赵挺之继京为相，便做不行。挺之固庸人，后张天觉亦复无所措手足。京四次入相，后至盲废，始终只用『不患无财，患不能理财』之说，其原自荆公。又以盐钞、茶引成柜进入，上益喜，谓近侍曰：『此太师送到朕添支也。』由是内庭赐予，不用金钱，虽累巨万，皆不费力。钞法之行，有朝为富商，暮为乞丐者矣！」儒用。
蔡京诬王珪当时有不欲立哲宗之意。珪无大恶，然依违鹘突；章惇则以不欲立徽宗之故，故入奸党；皆为为臣不忠。
蔡京奏其家生芝，上携郓王等幸其第赐宴，云：「朕三父子劝卿一杯酒。」是时太子却不在，盖已有废立之意矣。
蔡京不见杀渊圣，以尝保佑东宫之故。道君尝喜嘉王，王黼辈尝摇东宫。道君作事亦有大思虑者。欲再立后，前数人有宠者当次立。道君一日尽召语之曰：「汝辈当立，然皆有子，立之，恐东宫不安。」遂立郑后。郑无子。
京当时不主废立，故钦宗独治童贯等，而京罪甚轻。
问：「蔡京何故得全首领，卒于潭州？」曰：「当时执政大臣皆他门下客，如吴元忠辈亦其荐引，不无牵制处。虏人物一番退时，是甚时节！台谏却别不曾理会得事，三五个月，只反倒得京，逐数百里，慢慢移去，结末方移儋州。及到潭州，遂死。」问：「李伯纪后来当国时，京想已死否？不然，则必如张邦昌，想已正典刑矣。」曰：「靖康名流，多是蔡京晚年牢笼出来底人才，伯纪亦所不免。如李泰发是甚次第硬底人，亦为京所罗致，他可知矣。」今衡州所刊刘谏议文集中有一帖与泰发，盖微讽之。按遗史，京之爱妾二：曰慕容夫人，曰小李夫人。又童贯之子童五十者，认以为妹，生子翛，复尚主。小李出其下，怏怏求出，遂嫁宣赞舍人曹济，后为湖南兵马都监。京死潭州，李氏殡之于一僧寺。儒用。
蔡京靖康方贬死于潭州。八十余岁，自病死，初不曾有行遣。后张国安守潭，治迭此等，为埋之。然有人见其无头，后来朝廷取看也。
蔡攸，字居安，京长子也。王师入燕，以功进少师，领枢密院事，封英国公、燕国公。后欲相之，既而悔之，但进太保。上将谋内禅，亲书「传立东宫」字，以授李邦彦。邦彦却立，不敢承白。时中辈皆在列，上踌躇四顾，以付攸。攸退，属其客给事中吴敏，敏即约李纲共为之，议遂定。渊圣既贬之，又欲诛之，乃命陈述持诏即所在斩之。述且行，上又取诏书从旁批三字曰：『翛亦然。』于是兄弟及诛。」
蔡绦又有铁围山语录。绦与攸虽不同，然其用志又自乖。攸只是亵狎，绦欲窃国柄。
许右丞在宣政间，见奉上极于侈靡，亦如龟山意，归咎于王氏凫鹥之说，因别解此诗以进云：「泾水是浊，浊者所以厚民。」当时花石纲正盛，许乃要张此等文字去拦截，不知拦得住否？
范致虚初间本因同县道士徐知常皆建阳人。荐之于徽宗，遂擢为右正言。徐本一庸凡人，不知因甚得幸。徽宗喜其会说话，遂亲幸之。致虚未到，即首疏云：「陛下若欲绍述熙丰之政，非用蔡京为政不可。」京一到，这许多事一变，更遏捺不下。虽为曾子宣论列一番，然如何遏得蔡京之势！呼啸群小之党，以致乱天下。范一到，便为惊世骇俗之论，取他人之不敢言者，无所忌惮而言之。
范某，蜀公族人，入宜州，见鲁直。又见张怀素，甚爱之。一夜与之观星，曰：「荧惑如贯索，东南必有狱。」范以告，得官。汤东野资之入京，亦得官。
宣政间，郓州有数子弟，好议论士大夫长短，常聚州前邸店中。每士大夫过，但以嘴舒缩，便是长短他。时人目为「猪嘴」，以其状似猪以嘴掘土。此数子弟因戏以其号自标，为甚「猪嘴大夫」「猪嘴郎」之属。少间为人告以私置官属，有谋反之意，兴大狱锻炼。旧见一策子载，今记不得。近看长编有一段：徽宗一日问执政：「东州逆党何不为处分了？」都无事之首尾。若是大反逆事，合有首尾。今看来，只是此事。想李焘也不曾见此事，只大略闻得此一项语言。
宣政末年，论元佑学术事，如徐秉哲孙觌辈，说得更好。后来全是此等人作过，故曰：「天下有道，盗其先变乎！」
因论贾生治安策中「深计者谓之妖言」，曰：「宣政间，凡『危』、『亡』、『乱』字，皆不得用，安得无后来之祸！」又云：「世间有一种却是妖言。如叶梦得宇文虚中二人所为，极是乱道，平日持论却甚正。每进言，必劝人主以正心，修身为先。其言之辨裁，虽前辈有说不及处。正如鬼出来念大悲咒相似，正所谓『妖言』也。」又曰：「此等人多是有才，会说底。若使有好人在上，收拾将去，岂不做好人？只缘时节不好，义理之心不足以胜其利欲之心，遂由径捷出，无所不若逢治世，他择利而行，知为君子之为美，亦必知所趋向。治世之才，亦那得个个是好人？但是好人多，自是相夹持在里面，不敢为非耳。」又问：「邢和叔章子厚之才，使其遇治世，能为好人否？」曰：「好人多，须不至如此狼狈。然邢亦难识，虽以富韩马吕邵程，亦看他不破。」曰：「康节亦识得他。」曰：「亦只是就他皮肤上略点他耳。」又曰：「他家自有一本言行录，记他平日做作好处。顷于沧峡见其家有子弟在彼作税官，以一本见遗，看来当初亦有得他力处。盖元丰末，邢恕尝说蔡持正变熙丰法，召马吕，故言行录多记此等事。尝见徐端立侍郎说，邢和叔之于元佑，犹陈胜吴广之于汉，以其首事而先起也。」儒用。
因言：「宇文虚中尝从童贯开燕山，随童贯亦多年，未尝有一言谏童贯之失。后来徽宗与其弟粹中说：『闻卿云，虚中也极善料事。朕方欲令在政府，而执政不可，不得已出之。』虚中后为奉使，虏人留之，尊为国师，凡事必咨问，甚敬信之。凡虏人制礼作乐，创法建置，皆虚中教之。后来取其家眷，秦桧尽发与之，以其子某为河南安抚。或者谓虚中虽在虏中，乃为朝廷尝探伺虏动静来报这下，多结豪杰，欲为内应，因其子为帅。又，兀朮是时往蒙国，国中空虚，虚中遂欲叛，克日欲发。兀朮闻之，遂亟走归，杀虚中，而尽灭其族。或者以为秦桧知虚中消息，密令人报虏中，云虚中欲叛，故虏人得先其未发诛之。」
徽宗时郭药师，其人甚狡狯。靖康之难，正原于此。如李宗嗣，此人只是会说，却不似那郭底有谋。那个甚乖。
因论靖康执政，曰：「徐处仁曾忤蔡京来。旧做方面亦有声，后却如此错缪。孙傅略得，却又好六甲神兵。时节不好，人材往往如此。」又曰：「张孝纯守太原，被围甚急，朝廷遗其子灏摠师往救，却徘徊不进，坐视其父之危急而不恤，以至城陷。时节不好时，首先是无了那三纲。」按封氏编年载此甚详。或曰：「京师再被围时，张叔夜首领勤王之师以入。叔夜为人亦好。」曰：「他当时亦不合领兵入城，只当驻在旁近以为牵制，且伸缩自如。一入城后，便有许多掣肘处，所以迄无成功，至于扈从北狩。」儒用。
徐处仁，字择之，南京人，靖康间执政。旧尝作帅时，早间理会公事，饭后与属官相见，皆要穿执如法。各人禀职事了，相与久坐说话议论，又各随其人问难教戒，所以鞭策者甚至，故有人为其属者无不有所知晓事。吕居仁亦尝事之。凡作事，无不有规模，虽小事亦然，无苟作者。只如支官吏酒，当其支日，以酒缸盛厅前，自往各尝之。或差出外处，或辞去，或初来官，按历令各人以瓶来取，如数给之。从小至大一样，无分毫私偏。先生又云，小处好，作州郡极佳，不甚知大体。尝作疏上道君，论太后不居禁中事，如骂然。道君曰：「徐许多问目，教朕如何答他！」李伯纪乞得去后，于今太上处纳了。
张孝纯，靖康间守太原，虏人围其城。凡抵当半年，守得极好，虏人攻之不能下。本自好了，后来却去降番人，做他官职。是时渊圣以其围急，遣孝纯之子张灏为河北招讨使之属，令自招义兵往援之。以言君命，则甚急而不可违；以言北河之地，则国家所恃以为根本；以言其父，则正在危难，有垂亡之厄，当晨夕倍道以救之。灏受命了，自走了。世界不好，都生得这般人出来，可叹！
问：「围城时，李伯纪如何？」曰：「当时不使他，更使谁？士气至此，消索无余，它人皆不肯向前。惟有渠尚不顾死，且得倚仗之。」问：「姚平仲劫寨事，是谁发？」曰：「人皆归罪伯纪，此乃是平仲之谋。姚种皆西方将家。师道已立功，平仲耻之，故欲以奇功取胜。及劫不胜，钦庙亲批，令伯纪策应。或云，当时若再劫，可胜，但无人敢主张。」问：「种师中河东之死，或者亦归罪伯纪。」曰：「不然。尝亲见一将官说师中之败，乃是为流矢所中，非战败，渠亲见之，甚可怪。如种师道方为枢密，朝廷倚重，遽死，亦是气数。伯纪初管御营，钦庙受以空名告身，自观察使以下使之自补。师退，只用一二小使臣告。御批云：『大臣作福作威，渐不可长！』及遣救河东，伯纪度事势不可，辞不行，御批云：『身为大臣，迁延避事！』是时许松老为右丞，与伯纪善，书『杜邮』二字与之，伯纪悟，遂行。当危急时，反为奸臣所使，岂能做事？」问：「种师道果可倚仗否？」曰：「师道为人口讷，语言不能出。上问和亲，曰：『臣执干戈以卫社稷，不知其它。』遂去，不能反复力执。大抵是时在上者无定说，朝变夕改，纵有好人，亦做不得事。」
论李仁甫通鉴长编，曰：「近得周益公书，亦疑其间考订未甚精密，因寄得数条来某看。他书靖康间事最疏略，如姚平仲劫寨，则以为出于李纲之谋；种师中赴敌而死，则以为迫于许翰之令。不知二事俱有曲折，劫寨一事，决于姚平仲侥幸之举，纲实不知。按，纲除知密院，辞免札子云：「方修战具，严守备，以俟援师，乘便迫虏，使进不得攻，退无所掠，势穷而遁。候其渡河，半济而击，胜可万全。而平仲引众出城，几败乃事。然平仲受节制于宣抚，不关白于行营二月。八日夜半平仲之出，种师道亦不知之，在微臣实无所与。」时执政如耿南仲辈，方极力沮纲，幸其有以借口，遂合为一辞，谓平仲之出，纲为其谋。师中之死，亦非翰之故。按，中兴遗史云：「河北制置副使种师中军真定，进兵解太原围。去榆次三十里，金人乘间来突。师中欲取银赏军，而辎重未到，故士心离散。又尝约姚古张灏两军同进，二人不至，师中身被数创，裹创力战又一时，死之。朝廷议失律兵将，中军统制官王从道朝服而斩于马行市。脱如所书，则翰不度事宜，移文督战，固为有罪。师中身为大将，握重兵，岂有见枢府一纸书，不量可否，遂忿然赴敌以死！此二事盖出于孙觌所纪，故多失实。」问：「觌何如人？」曰：「觌初间亦说好话。夷考其行，不为诸公所与，遂与王及之王时雍刘观诸人附阿耿南仲，以主和议。后窜岭表，尤衔诸公，见李伯纪辈，望风恶之。洪景卢在史馆时，没意思，谓靖康诸臣，觌尚无恙，必知其事之详，奏乞下觌具所见闻进呈。秉笔之际，遂因而诬其素所不乐之人，如此二事是也。仁甫不审，多采其说，遂作正文书之。其它纪载有可信者，反为小字以疏其下，殊无统纪，遂令观者信之不疑，极是害事。昔王允之杀蔡邕，也谓『不可使佞臣执笔在幼主旁，使吾党蒙讪议。』允之用心，固自可诛，然佞臣不可执笔，则是不易之论。」儒用。
姚平仲劫寨事，李伯纪不知。当时庙堂问老种如何处置，种云：「合再劫。」诸公不从。种再云拜告。种老将不会说，盖虏人不支吾再劫也。当时欲俟立春出战者，待种师中来也。
姚平仲出城劫寨，不胜。或问计于种师道，曰：「再劫。」时不能从。使再劫，未必不胜也。曾有人问尹和靖：「靖康中孰可以为将？」曰：「种师道。」又问：「孰可以为相？」良久，曰：「也只教他做。」
因论姚平仲劫寨，种师道令更劫，曰：「虏人以其不再来了，再劫却是。」因说，虏怕人劫寨，他那大势定相杀时，却不怕。此中人轻佻，劫寨时却会，相杀却易困。那人三四月，只吃火烧之类。此人半日不食，便软了。后魏帝常言「吴儿长于斫营，吾但三四十里下寨」云云。斫营便是劫寨，是他最怕此也。汪丈帅福时，某亦在。逆亮来时，一日送刘宝去用兵。汪丈问云：「今太尉去时如何？」曰：「与虏人战时，第一阵决胜，第二阵未可知，第三阵杀他不去矣。盖此中只有些精锐在前，彼敌不得；他顽不动，第三四阵已困于彼矣。」汪丈云：「刘大将，如此说了，却如何！」
种师道字彝叔，赠太傅世衡之孙也。少从横渠学，练古今事宜。上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师道曰：「女真不知兵，岂有孤军深入人境而能善其归乎！」上曰：「业以讲和矣。」对曰：「臣以军旅之事事陛下，余非所敢知也。」拜检校少傅，同知枢密院事，为京畿、河北、河东路宣抚使，以姚平仲为都统制，诸道兵悉隶之。师道时被病，特命毋拜，许乘肩舆入朝，家人掖升殿。虏使王芮素颉颃，方入对，望见师道，拜跪稍如礼，上顾笑曰：「彼为卿故也。」又请缓与金币，禁游骑，使不得远接，俟彼堕归，扼而歼诸河。公薨于第，年七十六。阅月，京师复受围。城陷，上恸哭曰：「朕不用种师道言，以至于此！」初，虏之去也，师道劝上乘其半渡击之，不从。曰：「异日必为国患！」故上嗟叹之。建炎加赠少保。
昔人尝问尹和靖：「世难如此，孰可以当之者？」尹曰：「种师道可。」曰：「将则可矣，孰可以相？」久之，曰：「亦只令师道做，也好。」一日，召师道来，全不能言，遂不用。许翰时为谏议，为徽宗言：「当今之世，岂可令闲而不用？」上曰：「种老，不堪用矣。卿可自见种问之，如何？」往见之，种亦不言。许曰「上令某问公，公无以某为书生。某以为今日之兵」云云，要从其去而击之意。种方应，谓彼云云。「今不可击，候其过河击之。」许为上备言其意，方用之。种，关西人，其性寡默，与中朝士大夫不合。一日因对，渊圣曰：「朕已与和矣。」种于此，全不能有所论，但曰：「臣以甲兵之事事陛下，其它非臣所与闻。」
「靖康之祸，纵元城了翁诸人在，亦了不得。」伯谟曰：「心腹溃了！」
问：「靖康之祸，若得前辈者一二人，莫可主张否？」曰：「也难主张。胡文定谓龟山云：『当时若早用其言，也须救得一半。』说得极公道。」
天下不可谓之无人才，如靖康建炎间，未论士大夫，只如盗贼中，是有多少人！宗泽在东京收拾得诸路豪杰甚多，力请车驾至京图恢复。只缘汪黄一力沮挠，后既无粮食供应，泽又死，遂散而为盗，非其本心。自是当时不曾收拾得他，致为饥寒所迫，以苟旦夕之命。后来诸将立功名者，往往皆是此时招降底人。所以成汤说：「万方有罪，在予一人！」圣人见得意思直如此。儒用。卓录云：「因言靖康绍兴间事，曰：『天下不可谓之无人才。如高宗初兴，天下多少人才！自是高宗不能尽举而用之。未说士大夫，只盗贼中有几个人才，朝廷既不能用，皆散而为盗贼，可惜！宗泽在东京，煞招收得诸路豪杰、盗贼，力请高宗还都，亦以图恢复。被汪黄谗谮，一面放散了，皆去而为盗贼。当初高宗能听宗泽李伯纪辈，犹有少进步处。所以古人云：『万方有罪，在予一人！』怪他不得，你既不能用他，又无粮食与他吃，教他何如得？其势只得散为群贼，以苟旦夕之命而已。其中有多少人才，可惜！可惜！』」
因论人物，云：「浙人极弱，却生得一宗汝霖，至刚果。」某云：「明州近印忠简遗事，读之使人感愤流涕！如请驾还都之事，皆备载，当时只是为汪黄所沮。」曰：「宗公奏札云：『陛下于近处，偶得二人为相。』当时驾既南下，中原群盗四起。宗公使人招之，闻其名，皆来隶麾下。欲请驾还都，自将往河北讨伐金虏。庙堂却行下，问所招人是何等色，以沮其策，遂至发病而死。旧常见知宗子焘，云高宗在南京时，有宗室十五太尉者，名叔向，起兵于汝州，有数万人，其谋主曰陈烈，叔向自称『大王』。已而下诏召之，令以兵属大将某人，身赴行在。叔向愿以兵属宗泽。陈烈曰：『朝廷不令属宗泽，而自欲属之，不可。』叔向曰：『然则何以为策？』烈曰：『某有一策，提兵过河北，乃萧王之举。』是时诏下补烈通直郎。叔向既就召，烈不受官而去，终身不知所之。子焘云，向见叔向时，有一人常着道服随之，疑即是陈烈。」
问今日事，因及石子重，是以其官召者，时为福州抚干。因史直翁荐，被召。知庙堂不肯休，须着去。先生曰：「虽是如此，然亦济得甚事！」因举孟子言：「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又举了翁云：「在彼者是『举尔所知』，在我者是『为仁由己』。」遂言：「靖康初，张邦昌僭位，吕舜徒为其门下侍郎。当时有言他人不足惜，只舜徒可惜者。胡文定记其事云：『舜徒虽为邦昌官，却能劝邦昌收回伪赦，迎太后垂帘，皆其力也。其人云，终是难分雪。』文定记此，只到『终是难分雪』处便住，更无它语。」问：「只如狄梁公在武后时，当时若无梁公，更害事。」曰：「梁公只是荐得张柬之数人，它已先死。如梁公为周朝相，舜徒为邦昌官，皆不可以训。伊川论平勃，谓当以王陵为正，是也。如舜徒辈一生践履，适遭变故，不幸有此事。今人合下便如此，却不得。」
刘聘君言，在太学时，传写伊洛文字者，皆就帐中写，以当时法禁重也。
靖康间，士人陈规守德安府城，虏人群盗皆攻不破。朝野佥载有规跋，甚好。
陈规唐弼父也。守顺昌，先教市人做泥团，如今叙棚样，阁之于上。虏人来一齐放下，满街泥团，马陷，皆不能动矣。
和州有官本忠义录，刻靖康以来忠义死节之人。从实录编出。
张以道曰：「京西漕魏安行计口括牛，每四人共田百亩，只得一牛，由是大扰。时颍州倅李椿之摄郡，与议不合，遂和归去来词，休官，归作『见一亭』，而魏竟追官勒停。李字彭年，岳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