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一日不可无君，而犹三年称子者，为君心之未当立也。此非以人随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当。三年不当而逾年即位者，与天数俱终始也。此非以君随天邪？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道备。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耿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参错，非袭古也。是故论《春秋》者，合而通之，缘而求之，五其比，偶其类，览其绪，屠其赘，是以人道浃而王法立。以为不然？今夫天子逾年即位，诸侯于封内三年称子，皆不在经也，而操之与在经无以异。非无其辨也，有所见而经安受其赘也。故能以比贯类、以辨付赘者，大得之矣。

　　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体之可肥，而不可得革也。是故虽有到贤，能为君亲含容其恶，不能为君亲令无恶。事亲亦然，皆忠孝之极也。非到贤安能如是？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耳。

　　文公不能服丧，不时奉祭，不以三年，又以丧取，取于大夫，以卑宗廊，乱其群祖以逆先公。小善无一，而大恶四五，故诸侯弗予盟，是恶恶之征、不臣之效也。出侮于外，人夺于内，无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于大夫四世矣。”盖自文公以来之谓也。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具其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着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能兼得其所长，而不能遍举其详也。矿人主大节则知暗，大博则业厌。二者异失同贬，其伤必到，不可不察也。是故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齐时蚤晚，任多少，适疾徐，造而勿趋，稽而勿苦，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劳而身大成。

　　《春秋》之好微与？其贵志也。《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者也。是故君杀贼讨，则善而书其诛。若莫之讨，则君不书葬，而贼不复见矣。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贼不复见，以其宜灭绝也。今赵质弒君，四年之后，别牍复见，非《春秋》之常辞也。古今之学者异而问之，曰：是弒君何以复见？犹曰：贼未讨，何以书葬？何以书葬者，不宜书葬也而书葬。何以复见者，亦不宜复见也而复见。二者同贯，不得不相若也。质之复见，直以赴问，而辨不亲弒，非不当诛也。则亦不得不谓悼公之书葬，直以赴问而辨不成弒，非不当罪也。若是则《春秋》之说乱矣，岂可法哉。无比而处之，诬辞也。今视其比，皆不当死，何以诛之？《春秋》赴问数百，应问数千，同留经中。翻援比类，以发其端。卒无妄言而得应于传者。今使外贼不可诛，故皆复见，而问曰此复见何也，言莫妄于是，何以得应乎？故吾以其得应，知其问之不妄。以其问之不妄，知质之狱不可不察也。夫名为弒父而实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为弒君，而罪不诛者。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语质有本，《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无邻，察视其外，可以见其内也。今案盾事而观其心，愿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弒之邻也。按盾辞号乎天，苟内不诚，安能如是？是故训其终始无弒之志。挂恶谋者，过在不遂去，罪在不讨贼而已。臣之宜为君讨贼也，犹子之宜为父尝药也。子不尝药，故加之弒父；臣不讨贼，故加之弒君。所以示天下废臣子之节，其恶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讨贼，为弒君也，与止之不尝药为弒父无以异。盾不宜诛，以此参之。问者曰：夫谓之弒而有不诛，其论难知，非蒙之所能见也。故赦止之罪，以传明之。盾不诛，无传，何也？曰：世乱义废，背上不臣，篡弒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恶之诛，谁言其诛。故晋赵质、楚公子比皆不诛之文，而弗为传，弗欲明之心也。问者曰：人弒其君，重卿在而弗能讨者，非一国也。灵公弒，赵盾不在。不在之与在，恶有厚薄。《春秋》责在而不讨贼者，弗击臣子尔也。责不在而不讨贼者，乃加弒焉，何其责厚恶之薄、薄恶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视人所惑，为立说以大明之。今赵盾贤而不遂于理，皆见其善，莫见其罪，故因其所贤而加之大恶，击之重责，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义，父子之道，乃到乎此，此所由恶薄而责之厚也。他国不讨贼者，诸斗筲之民，何足数哉？弗击人数而已。此所由恶厚而责薄也。传曰：轻为重，重为轻，非是之谓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赵盾嫌无臣责，许止嫌无子罪。《春秋》为人不知恶而恬行不备也，是故重累责之，以矫枉世而直之。矫者不过其正，弗能直。知此而义异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