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元年九月，陶安卒。
（黄金诸书，皆称安追封姑孰郡公。考《实录》本传，但追封其祖父、父为姑孰公，祖母、母为夫人。此安为江西参政时事，安固未尝赠公也。安本集载诰词甚明。又安妻喻氏追封姑孰郡夫人，继妻陈氏封姑孰郡夫人，俱有诰文。安之署衔，则止云中奉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耳。洪武二年追赠刘基祖、父爵皆永嘉郡公，妻封永嘉郡夫人。基时官御史中丞。盖国初推恩之制如此。
洪武三年七月，中书省左丞杨晔伏诛。
按《实录》；杨宪嗾侍御史刘炳劾奏汪广洋，又教炳诬奏刑部侍郎左安善。上下炳于狱。太史令刘基尽发宪奸状及诸阴事，令群臣按问伏诛。然则劾奏杨宪者刘基也。而《开国功臣录》则以为李善长。按刘辰《国初事坟》云：杨宪为御史中丞，太祖尝曰：“杨宪可居相位。”数言李善长无大才。胡惟庸谓善长曰：“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宪因劾汪广洋不公不法，李善长奏排陷大臣放肆为奸等事，太祖以极刑处之。又云：杨宪、凌说、高见贤、夏煜尝言李善长无宰相材。太祖曰：“善长虽无宰相材，与我同里，自我起兵事我，涉历艰险，勤劳簿书，功亦多矣。我既为君，善长当为相，盖用勋旧也。今后勿言。”按国初太祖用勋旧相李善长，胡惟庸以乡曲相依附。而杨宪辈新进喜事，专务搏击，善长等皆畏之。太祖亦曰：“有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则宪等气焰可知。宪等数言善长无相材，居然有蔡泽欲代应侯之意。故善长乘其排陷广洋，激上之怒而亟剪之。善长非欲援广洋也，以自救也。刘诚意则因凌说之弹善长，为善长解于上前，且又尝言宪不宜相耳。行状云：公与宪素厚，亦不载发宪奸状之事。《实录》诚意本传云：宪等欲诬陷基，未及发而伏诛。故知尽发宪奸状及诸阴事者，善长也，非诚意也。此国史之误，当以《国初事迹》正之。善长与惟庸结党相比，盖已有年。庚午之祸，肇于此矣。
洪武三年，诏天宁寺禅僧祖阐、瓦官教僧克勤护送日本僧祖来还国。
宋文宪《送无逸勤公序》与《实录》记僧祖阐、克勤奉使日本事互相发明。序云：日本疑祖来乞师中国，欲拘辱之。无逸力争得免。据《实录》，祖来为良怀所遣。良怀方以窃据被逐，日本疑祖来，因疑护送祖来归国者，此其情也。序又云：王欲延阐住持天龙寺，先遣无逸还，无逸再三以死争之。日本既以祖来疑中国，其请住持，虽曰延之，实则拘留耳。此即圣谕所谓拘留二载，及十四年遗书所谓加以无礼者也。无逸归，见上端门，备陈其故。阐亦附奏岛夷不知礼义，微勤，臣不能再睹天颜矣。此《实录》所载今年五月，去舟才还，备陈本国事体云云也。所载白金文绮之赐，皆与《实录》同。上顾侍臣言：“勤一沙门，乃能不辱君命。”谕其父华毅，使冠巾出仕。则日本之于阐、勤，以拘留始，以惭服终，盖克勤之力居多，安得谓二僧攘赵秩奉使之功？洪武六年，克勤官考功监丞，见《实录》。十年，高皇帝手诏谕山西布政司华克勤，见御制文集。《皇明驭倭录》谓野史之言皆僧徒粉饰，误也。《实录》主存大体，故纪载颇略。赖《文宪集》稍志一二。高皇帝御制诗见于文宪跋，甚确。文宪身在禁林，岂肯附会僧徒，与国史抵牾耶？日本之崇佛，自唐已然。临济一宗，流传最盛。圣祖遣僧化导，有微权焉。万历初，虏王求僧及经，江陵命宣大巡抚勿拒，且云经必有高皇御制序文，方可与之。呜呼！知圣祖之微权者，江陵也。
洪武四年十二月，追赠汪兴祖为东胜侯。
按黄金《开国功臣录》，兴祖以洪武三年封东胜侯。人有言其过者，上弗与诰券，令仍以都督职从征自效。四年死于蜀，命省部议封赠，授以原封铁券。《实录》于洪武三年十一月，大封功臣，纪封侯者凡二十八人，不及兴祖。是年十二月，又封薛显为永城侯，谪居海南，亦不记兴祖封侯不与券之事。但于四年十二月赏平蜀功之后，记追封兴祖为东胜侯及载其诰文而已。本传记追封兴祖，与《实录》同。合国史前后观之，则兴祖之侯，出于追赠，无可疑者。然《公侯铁券式》所载封兴祖《制词》，首尾完备，确然可据，又不得以《功臣录》为诬也。考洪武二十三年诏书，条列所在随军征讨累有战将之功，未有总兵之名。而论旧封者十九人，东胜侯汪兴祖居第十。诏书所条列，凡追赠者皆不与焉。此三年先封之明证也。况又有铁券可据耶？《昭示奸党第二录》载德胜男张宣云：东胜侯已前那里不曾厮杀？洪武二年投北来降的人，被别人杀了，却将东胜侯贬上海南去，不是因四川厮杀，那里肯取他回来？以此招推之，则所谓封侯后，人有言其过者，言其杀降之过也。封侯而不与券，谪居海南，亦如薛显之例。次年乃以征蜀召还，令从征自效也。显于五年正月以征和林召还，则兴祖之召还，又先于显也。兴祖封侯之后，以有过而夺券，及其从征死事，则尽复原封，以授其子。《实录》独书追赠，又稍节约其诰文，尽没三年封侯之实，斯可谓脱误之极矣。然则以铁券核之，三年封侯，当为二十九人，并永城为三十人，不当云二十八人也。不然，则或以十二月与永城并封而同贬，不当并其封而削之也。今幸有券文诏书，可以考证，不然，未有不据国史而刊别录者矣。国史之不足征如此。又按俞本《皇明记事录》，洪武三年大封功臣，第二十二人开国辅运推诚柱国晋王府左相东胜侯汪兴祖。俞本所载，与《功臣铁券式》合，又可以证《实录》之阙。
洪武八年三月，德庆侯廖永忠卒。
德庆侯廖永忠之卒也，《实录》为之立传，备书其功次与其卒之岁月，而又曰：上赙遗之甚厚，以其子权袭爵。史家因之无异词矣。刘辰《国初事迹》载永忠以僭用龙凤不法等事处死。王世贞《史乘考误》援据洪武十年圣祖戒谕勋臣之词，与永乐中纪纲狱辞，有廖永忠开国功臣僭犯被诛之语，谓刘辰所载为不诬。于是永忠之被诛始著，而人皆以国史之书法为有隐矣。余偶读《通鉴博论》记丙午年事云：是岁，廖永忠沉韩林儿于瓜步。大明恶永忠之不义，后赐死。《博论》盖洪武二十九年宁宪王奉敕编定。既成，表上之，镂版内府。其书实我圣祖所注意者。然后知永忠之被诛，虽为其僭侈犯上，实以沉韩林儿之故也。滁阳即世，上方孤军无倚，渡江以来，声势翕合，实有藉于龙凤。开省称王，承制行事，十余年不改。姑苏之役，犹称皇帝圣旨、吴王令旨。圣祖何嫌于奉龙凤哉？安庆之围，圣祖拒刘基之谏，躬擐甲胄，出之水火之中。圣祖何汲汲焉若是哉？丙、丁之间，大命既集，彼一牧竖耳，其何能为？圣公既死，光武犹怜而葬之，且存其祀，盆子亦食均输税以终其身。圣祖何难于待韩氏而必欲剪灭之哉！永忠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虑，一旦沉林儿以逢上指，论功之日，使所善儒生窥瞰上意，可谓果于诬上而巧于要君矣。圣祖对廷臣讼言之，以逆折其邪心，厥后卒以不义赐死。圣祖之心事，百世而下昭然如日月之中天，永忠有掩面于地下而已，岂不愚而可怜哉！然则圣祖之诛永忠也，何以不明正厥辟而以僭犯为词？曰：念其兄也，念其功也。正其辟，则弗可以袭矣。杀其罪以存其嗣，忠厚之道也。高帝之诛丁公也，不遑录其后。光武之封子密也，不及正其辜。我圣祖之于永忠，斯所谓义之尽仁之至也欤？于国史则讳之，于《博论》则彰之，其又何居？曰：国史之讳之，为一时也。《博论》之彰之，为万世也。曰沉韩林儿于瓜步，曰大明以永忠为不义，后赐死。于林儿则书其名，于大明则纪其号，于永忠则正其罪，曰不义，曰赐死，其词简而该，其义博而严。愚以为此非宁宪王之书法，而圣祖之书法也。《博论》之修，其即我圣祖之作《春秋》也欤？然则今之史家，刊落龙凤之事，使元、宋之际不得比于《秦楚之月表》，此后世媚臣腐儒之所为，而岂圣祖之志也哉！
洪武十年三月，复永城侯薛显所食禄。
按：永城以始封时削禄，至十年三月全给，《实录》载之甚明。王世贞《功臣表》乃云七年加千石，误也。《实录》凡列侯禄千五百石者，七年增千石，盖谓唐胜宗等。是时显全禄未给，当不在此例也。显坐胡党，见于庚午诏书及《实录》本传甚明，而《表》以为二十六年追论蓝党国除。世贞以熟习典故自负，往往无所援据，凿空杜撰，聋瞽后世，以为无从驳正，而姑妄为之说也，岂不异哉！
洪武十一年，靖海侯吴祯卒。
靖海之功，不减于江阴。其殁也，恩礼备至。而《实录》不为立传，仅附数语于江阴之后而已。今考庚午诏书，靖海死后，亦坐胡党，国史之阙传，岂为是耶？然公侯坐胡党者，诏书所列，先后二十二人，独靖海之子忠袭封不替，岂靖海之功大而罪未著，圣祖特宥之耶？凡庚午诏书坐胡党者，皆不得祀鸡鸣山功臣庙，今得与享东序者，亦惟靖海一人。
按：庚午诏书载通胡谋逆者公侯二十二人，生者上刑，死者孥戮，不待言矣。其有死而子仍袭侯者，靖海也。子不袭而弟仍袭侯者，南安也。身死而子得降指挥者，六安也。皆所谓已死不知其反之由者也，如六安之例，其子降指挥者，宣德也。所谓为胡、陈所诱，朝廷于礼无欠者也。详圣祖备条乱臣之意，一则涉于疑似，一则近于胁从，于罪为稍轻，故其子孙幸免参夷，得及宽政。若荥阳、汝南、永嘉之类，反状著明，负罪深重，则其后必无噍类，虽欲为愍隶而不可得矣。哀哉！
十二年正月，宜春侯黄彬往临清练兵。
彬不知其所终。考《实录》不书卒之例，知其非令终也。考庚午诏书及《奸党录》，知其坐胡党也。《开国功臣录》云：十二年练兵临清。召还后数年卒。郑晓《异姓诸侯传》云：练兵临清，后坐胡党，上念其未尝失朝廷礼，宥之。数年卒。郑氏不见庚午诏书全文，误以彬等之坐党在十三年，故傅会以为上曲宥之。不知彬等党事，皆发于二十三年，诏书所谓“朝廷于礼无欠”者，谓朝廷待彬未尝失礼，岂谓彬未尝失朝廷礼哉？郑氏之误解，近于郢书燕说，而大书特书，标于史传，疑误后人，岂非大缪哉！王世贞《功臣表》书十七年薨，亦未足据也。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中书右丞汪广洋贬海南，自缢卒。
废丞相汪广洋敕，见高皇帝御制文集。《实录》所载，与御制文集同，但稍文其辞耳。敕云：遣人追斩其首，特赐敕以刑之。而《实录》云：广洋得书惭惧，遂自缢卒。又云：坐事贬海南，死于道。乃知凡《实录》所书自经赐死，皆史臣有隐之词，非事实也。《实录》广洋本传云：至是御史中丞涂节言：诚意伯刘基遇毒死，广洋宜知状。上问广洋云云。广洋贬死在十二年之十二月，盖此时涂节已上变告惟庸。惟庸等当亦下吏。其狱成伏诛，则在十三年之正月耳。据《昭示奸党录》诸招，广洋实与惟庸合谋为逆，而上但以坐视废兴诛之。盖此时胡党初发，其同谋诸人，尚未一一著明也。国初讳诛为废，曰废丞相汪广洋者，盖诛之也。
洪武十三年正月，御史中丞涂节告左丞相胡惟庸与御史大夫陈宁等谋反。
自洪武八年以后，惟庸与诸公侯约日为变，殆无虚月。或候上早朝，则惟庸入内，诸公侯各守四门；或候上临幸，则惟庸扈从，诸公侯分守信地。皆听候惟庸调遣，期约举事。其间或以车驾不出而罢，或以宿卫严密不能举事而罢，皆惟庸密遣人麾散，约令再举。见于《奸党三录》者，五年之中，期会者无虑二百余。噫！亦危矣！诸公侯多怿藿┯贡惨辔姆ɡ侠簦坏┚偈拢缰蟹缈褡撸萌帘鄱笱裕劳苛嵌挂椋阂牟莸兀还孛茉迹饔敦搜卧っ丶疲辜散，会比期门，彼挽此推，号同邪许。此岂非天厌其恶，神夺其鉴，乘舆无触瑟之惊，庙门鲜ㄚ服之恐，使之贯盈败露，自取灭亡也哉！如其不然，则爰书具在，岂无傅致一时？反状已明，抑或传疑百世？后之君子，摩挲简牍，必有俯仰心悸，徨涕流者矣。为撮其要辞。胪列如左：
嘉靖中，赠故大监云奇为司礼太监，以其守西华门发胡惟庸谋逆也。南京城西华门内，有大门北向，其高与诸宫殿等，后堂甍栋具在，曰旧丞相府，即胡惟庸故第。前有眢井，即所谓醴泉出，邀上临幸，伏甲谋不轨者也。云奇之事，国史野史，一无可考。嘉靖中，朝廷因中人之请而加赠，何孟春据中人之言而立碑。王世贞《旧丞相府志》据国史以驳之，其辨甚正。第亦疑惟庸私第不当在禁中，而未有以核其实也。余考《奸党第二录》载卢仲谦招云：洪武九年秋，太师令金火者引仲谦同仪仗户耿子忠等往见丞相，前去细柳坊胡府门首。又汝南侯火者寿童招云：胡丞相在细柳坊住，与我官人住近，尝与丞相往来饮酒。则惟庸私第在细柳坊明矣。按《洪武京城图志》，广艺街在上元县西，旧名细柳坊。一名武胜坊。又考《街市图》，广艺街在内桥之北，与旧内相近。此惟庸私第不在禁中之明证也。世贞云：高帝初下金陵，以元御史台为中书省，后为吴王，徙居旧内，而别立中书省。按《实录》，丙申，上入金陵，居富民王彩帛家。七月，诸将奉上为吴国公，以元御史台为公府，置江南行中书省，上兼总省事。丙午八月，拓建康城。初旧内在建康旧城中，因元南台为宫，稍庳隘，上乃命刘基等卜地，定新宫于钟山阳。戊申正月，自旧内迁新宫。《一统志》云：旧内城在京城中，元为南台地。本朝既取建康，首宫于此。比皇城大内宫殿成，此称为旧内。然则旧内则元御史台也。世贞谓上为吴王徙居旧内。误也。又云：省中丞相以下至六尚书侍郎，当各有堂阁。按：洪武元年命置六部，固云国家之事，总之者中书，分理者六部，不闻六部皆属中书省为省中僚属也。世贞疑五部五府，即故中书省大都督府之遗址，而又云：上下金陵，即有此省府及台，自当与旧内相近。其后改卜大内，居都城左偏一隅，不应预建省府及台于宫之两傍。夫上为吴王居旧内，则省府当近旧内。及既即大位，改筑新宫，则省府当近大内。此不待辨而明者。《洪武京城官署图》，宗人府五部，在承天门外御街之东，五府太常寺在承天门外御街之西。志刻于洪武二十八年，上诏礼曹绘图锓梓。以今之五部五府推之，则昔之省府，其不与大内相远亦明矣。第未知即此地否耶？俟详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