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邱子曰：尧、舜、禹、汤、文、武，帝王而儒者乎！皋、夔、伊、傅、周、邵，辅相而儒者乎！孔、曾、思、孟，圣贤而儒者乎！管、晏、仪、秦、老、庄、杨、墨，贼儒者乎！荀卿、董仲舒、杨雄、王通、韩愈，为功于儒者乎！叔孙通，儒而贱者乎！公孙宏，儒而诈者乎！匡、张、孔、马，儒而佞者乎！王安石，儒而愎者乎！司马光，儒而任者乎！周、程、张、朱，儒而庶几圣、庶几贤者乎！则尝端居而思焉，曰：噫！道之不明也，公孙宏无乃为汉儒之罪人乎！道之不行也，王安石无乃为宋儒之罪人乎！
王安石为宋儒之罪人，何稽焉？自汉衰而魏、晋、隋、唐鄙，于是背理伤教之习成，赖宋之兴，思古之治，故儒最盛。而安石之儒最得君，使其窥见天地万物之本原，培养天下国家之元气，上以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告其君，中以皋、夔、伊、傅、周、邵之勋致其身，下以孔、曾、思、孟之学率其群，岂不诚善乎？尔乃以愎擅作功利，而司马之儒不容于神宗之朝矣。尔乃以愎枉桡学术，而周、程、张、朱之儒不能自伸其道德之气矣。是故愎不可以为儒之总也。是故内圣外王之效，从此断也。於乎！是效也，断于魏、晋、隋、唐之儒少，而吾道之枝叶多；又断于宋之儒多，而朝廷之把握少。魏之咎在浮靡，晋之咎在虚无。隋、唐虽有王通、韩愈其人，而道不盛，说又不行。故魏、晋、隋，唐不可以三代，而不三代不足惜。宋之咎在王安石，主其一而奴其百，丰其事而弱其本。安石负宋，宋不负安石者；宋不负安石，安石又负不安石者。故宋可以三代而不三代，最可惜也！故曰：安石为宋儒之罪人也。《诗》曰：“条其啸矣，遇人之不淑矣。”是岂不为失于非人者衰矜惩创之矣乎？
虽然，汉、宋已降，罪人孔多，独宏乎哉？则尝端居而思焉，曰：噫！君子所恶于宏之诈者，匪汉已耳，无乃为万世之罪人乎！所恶于安石之愎者，匪宋已耳，无乃为万世之罪人乎！宏之诈，为万世之罪人，何稽焉？盖自宏之没，以暨于斯，尔乃名物杂而记问丑，心理滑而舌本工，礼问勤而应对捷，名誉扬而譁听广，与宏之恢奇多闻、辨论有馀也，将毋同？尔乃钩摘为智，期召为信，曲折为密，刻厉为严，与宏之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也，将毋同？尔乃揣爱憎而司候之，慎可否而容与之，有所识察而阴藏之，有所忌讳而谨勿犯之，事行有成而稍自功之，事行有败而脱然不自居之；与宏之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廷诤也，将毋同？尔乃妩媚之亟无耻心，险诐之亟无善念，侚庇之亟无公论，反侧之亟无熟计；与宏之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揹其约以顺上旨也，将毋同？尔乃试人于骤，而窘其所不能；发人于伏，而骇其所不意；倾人于辨，而攻其所不信；诱人于计，而陷其所不为；挤人于危，而斗其所不胜；利人于灾，而扼其所不乐；锢人于贱，而荒其所不举；杀人于嬉，而冤其所不明，——与宏之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宏有隙者，虽阳与善，阴报其祸也，将毋同？尔乃学不足以析天人、辨王霸，于是乎卖恭俭以成其美，材不足以安人民、利后嗣，于是乎饰节操以固其荣，——与宏之位在三公、奉禄甚多，而为布被、食一肉也，将毋同？尔乃收名流以为谋议，信术士以为机括，结年少以为羽翼，召武勇以为爪牙，与宏之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也，将毋同？故曰：宏之诈为万世之罪人也。
安石之愎，为万世之罪人，何稽焉？盖自安石之没，以暨于斯，尔乃杂涉书传而不联于首尾，粗知文义而不详于本末，傅会经训而不彻于表里，耸动君听而不核于名实，挟持国是而不熟于缓急，滥膺时誉而不量于能否，与安石之好学而泥古、大言而欺主也，将毋同？尔乃信成迹而不阙其疑，执偏见而不求其通，逞大心而不嫌其敢，驾虚焰而不顾其败，与安石之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也，将毋同？尔乃身佩礼乐，而进市侩之术于朝廷；口道仁义，而行掊克之累于百姓；富可藏国，而夺山海之利以丰内库；忠可酬主，而施聚敛之计以浊平生；弊政扰民，而袭前朝之贪戾以号权宜；初心济世，而用宵小之佽助以伤事体，——与安石之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也，将毋同？尔乃逊汝材者周容之，高汝材者忌克之；从汝说者揄扬之，违汝说者批扞之；讳汝过者交欢之，惩汝过者沸怒之；济汝败者掖进之，捄汝败者揃伐之，——与安石之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异己者为不肖，合意者为贤人也，将毋同？尔乃一说不慎，而数十辈贤哲之辨兴焉，而祸殃之及速焉；一政不便，而数百万赤子之利竭焉，而饥楛之及速焉；一趋不端，而数十辈憸壬之夫托焉，而濡染之及速焉；一人不祥，而数百年国家之祚损焉，而危亡之及速焉，——与安石当国，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至于群奸嗣虐、流毒四海，崇、宣之际而祸乱极矣，将毋同？故曰：安石之愎，为万世之罪人也。《诗》曰：“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是岂不谓非其人而毒世者无已时矣乎？
且夫火炽而积其薪，尘布而扬其堁，宜其滋甚，不可复理也。唯儒亦然，自老、庄、杨、墨杂而道不明矣，自公孙宏之诈而罪又浮于老、庄、杨、墨矣。自管、晏、仪、秦杂而道不行矣，自王安石之愎而罪又浮于管、晏、仪、秦矣。自天下以容说为风尚，不师古之儒而师公孙宏之儒矣。自师宏者欺诈乃过之，而罪又浮于宏矣。自天下以功利为经济，不师古之儒而师王安石之儒矣。自师安石者贪愎乃过之，而罪又浮于安石矣。於乎！宏之病近阴，而师宏者阴又生阴焉。安石之病近阳，而师安石者阳不成阳焉。阳不阳，其人狂；其人狂，则其政狂；其政狂，则其国狂。阴生阴，其人晦；其人晦，则其政晦；其政晦，则其国晦。国狂则必先梗于外，后溃于内；国晦则必先溃于内，后梗于外。於乎！充儒而不儒之尽，则必外梗内溃然后已。《诗》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是岂不望于崛起之英矣乎？
是故君子治诈以醇，治愎以通。尔乃言不违衷、行不离则，名不震物、实不私己，入不蹈寂、出不逐嚣，高不悔亢、卑不羞懦，款款乎其实也，慺慺乎其恭谨也，职职乎其不眩于物而愉愉乎其有以自得也，是谓醇儒。《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非醇儒而能若是乎？尔乃可与道古，可与宜今，可与循常，可与驭变，可与树贤，可与鉏奸，可与守约，可与理繁，扃扃乎其察也，井井乎其不瞀乱也，翘翘乎其拔于侪俗而恢恢乎其百举不过也，是谓通儒。《诗》曰：“秉国之钧，四方是维，天于是毗，俾民不迷。”非通儒而能若是乎？是故郑璞之与周宝，鱼目之与隋珠，罢牛之与骐骥，蜥蜴之与神龙，则有间矣；醇儒之与诈儒，通儒之与愎儒，更有间矣。而惜乎儒之为世诟病久矣！积诟病生惶惑，积惶惑生混淆，积混淆生武断，积武断生灭裂，以为儒则必诈尔、必愎尔，恶睹所谓醇邪、通邪？升丘陵而不能望远，则曰“虽有泰山，吾不欲观之矣”；航断港绝潢而不能至于海，则曰“天下本无海焉”，于是因其诈者梗其醇者，因其愎者梗其通者，因其儒而不儒者，梗其儒而庶几圣、庶几贤者，——《书》曰：“火炎昆冈，玉石俱焚”，可乎哉？